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2013年我国物价走势与政策建议

2013年,推动我国物价上行的因素有所增多,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性增长、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价格刚性上涨、猪肉价格周期性回升将促使CPI涨幅扩大。同时,输入型通胀压力也会对CPI上涨产生一定影响。预计CPI同比呈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涨幅为3.2%左右。宏观经济政策应进一步增强调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控制好物价较快上涨的货币条件,适时适度对鲜菜和猪肉价格进行调控,推进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加强资产市场调控力度,深化资源价格改革,规范价格调节基金管理。     

PPI与CPI背离、金融摩擦异质性与货币政策选择

2011年下半年到2016年初PPI与CPI长时间持续背离的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本文从大宗商品价格、上下游生产结构与金融摩擦异质性视角分析了这一现象,并探讨了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研究发现:(1)负向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导致PPI的下降,由此带来的货币政策宽松与中国结构性金融摩擦分别从需求端和成本端拉升了 CPI,从而导致PPI与CPI的反向背离,这为PPI与CPI的背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2)本文比较了盯住PPI通胀、CPI通胀以及两者加权通胀的货币政策规则,发现盯住加权通胀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小,表明央行在稳定CPI的同时,也应重视对PPI的稳定.(3)本文比较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结果表明从福利角度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显著优于数量型工具.此外,本文强调了上下游金融摩擦异质性这一结构性特征对认识中国经济现象以及制定政策的重要含义.     

稳定物价应成为2011年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2010年CPI分析及对2011年变动趋势的预测

2010年CPI同比上涨3.3%,食品类的粮食、蔬果价格以及居住价格较快上涨是拉动CPI上行的主要动力.2011年,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猪肉价格先涨后稳、流动性过剩滞后影响犹存、输入型通胀风险增加等因素将使CPI上涨压力明显加大,预计CPI涨幅将呈"前高后低"态势,全年约为4.1%左右.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优先目标,进一步细化通胀预期管理措施,着力健全保障供求基本平衡和价格调控监管的长效机制.     

稳定物价应成为2011年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2010年CPl分析及对2011年变动趋势的预测

2010年CPI同比上涨3．3％,食品类的粮食、蔬果价格以及居住价格较快上涨是拉动CPI上行的主要动力。2011,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猪肉价格先涨后稳、流动性过剩滞后影响犹存、输入型通胀风险增加等因素将使CPI上涨压力明显加大,预计CPI涨幅将呈“前高后低”态势,全年约为4．1％左右。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优先目标,进一步细化通胀预期管理措施,着力健全保障供求基本平衡和价格调控监管的长效机制。     

2011年上半年CPI走势分析及趋势预测

2011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肉禽等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是CPI上行的主要拉动力,居住价格居高不下对CPI上涨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下半年特别是三季度CPI上涨压力依然较大,预计CPI涨幅将呈前高后低态势,全年约为5.0%～5.4%。宏观经济政策应保持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采取有效措施综合疏解物价上涨压力,切实管理好通胀预期。     

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 互动机制及共同原因

本文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汇率、真实利率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农业劳动力成本等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认为通货膨胀通过农民的存粮行为、投资的促进、汇率传导三种机制影响农产品价格水平;而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通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渠道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并且影响程度持续上升。本文对这些假说进行了理论分析后使用VAR模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需求面的因素是价格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供给面的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减少金融市场的扭曲程度,提升真实利率和人民币币值以抑制通货膨胀;在供给方面应改进农业的投入和生产模式,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同时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稳定国内价格水平。     

人口结构变化、 城镇化刘易斯转折与区域人口流动趋势——从整体到分区的统计分析

中国城镇化从出现劳工荒现象开始, 就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刘易斯转折” 的时间段。 其中, 人口流动规模和趋势的变化是这个时间段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但是尚缺乏从整体到分区域的统计分析。 本文以定量的方式阐述中国城镇化在刘易斯转折期面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的约束条件, 意在将一些容易隐藏和忽略的城镇化人口流动问题以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 特别是从分区域角度将中国七大区域的劳动力规模和价格 (工资) 方面的变化同近年来中国城镇化所经历的刘易斯转折结合起来, 凸显城镇化刘易斯转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客观经济事实,以为中国各区域以及总体人口控制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CPI设计存在缺陷

以CPI衡量的物价上涨不是理论意义上的通胀，在食品价格大涨或者大跌的时候，用现行的CPI衡量通胀将导致对经济形势的误判和对制定经济政策产生误导。我国目前面临的物价上涨很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通胀那么严重，其应对的主要办法可能是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区别性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笼统的宏观调控政策。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粮食价格对我国CPI的影响

针对物价运行环境的悄然变化,本文以货币数量论和结构性通胀理论为基础,使用1978-2011年的数据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粮食价格波动对我国CPI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CPI上涨的货币现象显著,人均产出水平与货币供给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抑制了CPI的较快上涨;与加快的工业化进程驱动对CPI上涨不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却对降低CPI有着积极意义;粮食价格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助推了CPI爬升.为此,应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保障农业生产,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与此同时,应不断提升货币流通速度,降低CPI上涨的货币压力,并及时调整CPI权重,提升CPI指数的质量.     

金融状况、通胀不确定性与通胀预测——基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的分析

一国的金融状况一般通过信贷传导机制、利率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来影响通胀水平并决定通胀趋势,但高通胀水平伴随着较大的通胀不确定性。FCI能有效预测我国的通胀趋势,高通胀状态下FCI对通胀趋势的预测能力强于低通胀状态;低通胀状态下FCI对通胀趋势的短期预测效果优于中长期。我国应尽快指定相关部门制定并定期公布FCI,充分发挥FCI的通胀预测功能,并以此帮助国家实施宏观经济监测、完善调控政策、提高通胀治理效率。要提高央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应避免频繁的政策方向变动,政策调控应尽量平滑操作,从而维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降低通胀不确定性。要充分利用低通胀环境赋予的有利时机推进价格等各项体制的改革。     

上网电价波动对中国PPI和CPI水平波动的传导机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3年以来,中国电煤价格快速上涨和"电荒"频现迫使政府多次上调上网电价。然而,在通胀压力较大的经济背景下,上调上网电价是否对PPI和CPI构成重大影响,并进而导致通胀加剧的疑问亟待回答。本文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研究了上网电价波动对中国PPI和CPI水平波动的传导机制。分析结果表明,2003年以来上网电价的上涨对中国PPI和CPI的影响都比较小,并没有导致通胀加剧;上网电价波动对PPI和CPI的作用持续时间分别约为6个月和3个月左右,其中对PPI的影响比对CPI的影响要大;价格传导机制主要是从上网电价→PPI和上网电价→CPI;两者反向传导以及PPI→CPI并不畅通,但CPI→PPI的反馈效应不容忽视。进而本文提出了适当上调上网电价、继续规制销售电价等政策建议。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影响我国CPI吗——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

研究表明国际商品价格会显著影响我国CPI。因此,在制定调控物价的措施时,应关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素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其中尤其需要关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变动。此外,价格传导机制具有滞后性,因而防范通胀比治理通胀更重要。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PPI和CPI的非线性传导:产业链与价格预期机制

本文在PPI和CPI产业链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价格预期传导机制。产业链是物价传导的经济基础,价格预期是物价传导的实现基础。本文同时构建包含货币因素的非线性MG系统模型(MNMG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PPI对CPI存在向下推动传导,平均时滞1至4个月,CPI对PPI存在反向反馈传导,平均时滞1至2个月;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在我国物价形成机制中均起显著作用,但需求因素更快地形成通胀(或通缩)的压力。(2)产业链和价格预期两种机制均发挥显著作用,两者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物价传导的线性和非线性特征。产业链机制在CPI对PPI的反馈传导中作用更明显,而价格预期机制在PPI对CPI的推动传导中作用更明显。(3)我国PPI和CPI均存在显著的惯性持续效应,且通胀惯性作用强于物价之间的传导,一定程度上削弱物价之间的传导。(4)从政策上来看,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出现价格上涨或者紧缩时,尤其是面对当前严峻的PPI长期持续下降,预期管理是重要且必须采取的措施。     

国际粮价考验中国农业

自2007年上半年以来,在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带动下,食用油等农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了较大的上涨,CPI居高不下,通胀压力异常严峻,不断飙升的国际粮价更加重了国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担心。如何用十分有限的耕地为13亿人提供足够的粮食,中国农业面临着考验!除了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之外,还需要根据国情重新思考和定位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力求在三农政策特别是在土地政策上有所突破。     

需求拉动,还是投资推动——基于新一轮通胀周期的实证研究

对通货膨胀及其成因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与政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我国1997～2009年新一周期的通货膨胀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月度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格兰杰因果关系走向是CPI影响PPI,即价格传导走向是自下而上,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是说,总需求的扩张仍是此阶段通货膨胀的根源,所谓结构性通胀、输入型通胀等非典型通胀的解释得不到实证支持。研究还发现,在解释现阶段通胀中,供给价格弹性和巨型经济体是需要注意的两个因素。     

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特征及变动趋势

2011年1季度我国CPI同比上涨5%,食品价格持续攀升是引领CPI上涨的主要动力,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扩大对CPI上行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今后一段时期CPI上涨压力仍较大。宏观调控应以稳定物价为首要任务,着力解决结构性物价上涨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切实有效地管理好通胀预期。     

货币政策调控、公众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

本文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结合我国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和公众学习机制,探讨我国通胀预期的演变。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是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和公众学习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对通胀目标采取顺周期调整,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性的同时,造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公众学习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受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我国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明确构造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借助中央银行的沟通渠道,提高其透明度,通过反通胀实践,改善其可信度,以降低公众的预期形成偏差,引导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通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