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征收中的行政事实行为

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事实行为作为行政主体的一种行为形式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我国行政法对此却很少研究。本文通过对行政征收中各种行政事实行为进行分析,揭示了行政事实行为对行政征收的重大影响,从而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征收制度进行有益的探索。     

依法行政视域下的农地征收考察

当前,我国农地征收中的违法行政主要有非法批准征地、合法批准后非法实施两大方面.违法行政导致行政机关滥用土地征收权、权力寻租严重、腐败现象滋生、耕地大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失地农民数量骤然上升、群体上访事件迅速增多等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加强依法行政,其路径选择有:转变征收理念,增强依法征收的观念;完善农地征收制度;健全与完善农地征收法律程序;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制裁农地征收中的违法行政人员.     

略论行政征收

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确认和保护是第四次修宪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对征收制度的规定更显得尤为突出,加之社会现实中征收问题的普遍和严重,亟需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征收制度做出回应和研究。对征收的概念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了界定,并对征收的正当性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较为完善的财产保障制度的经验,就我国行政征收制度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程序完善的思考

土地征收涉及行政征收权的正当行使和被征地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土地征收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并且要有完善的程序制约。＂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核心要件,建立＂公共利益＂界定和审查机制对规范土地征收意义重大。现有土地征收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被征地者参与并影响土地征收程序保障不力,土地征收程序缺乏事后行政或司法审查监督,建立被征地者有效参与、司法审查监督的土地征收程序是预防和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关键。     

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发[2006]140号文件：加强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欠费管理和清缴工作的规定

一、认真开展欠费清查，建立欠费人档案 缴费人超过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缴费期限，或者缴费人超过主管税务机关依照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缴费期限（以下简称缴费期限）未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费款，应作为欠费进行管理和清缴。具体包括：     

论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土地征收中的作用

当前学者在研究农村土地征收问题时大多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的所有者,是土地征收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征收中的作用可以在实质上保障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征收的方法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范围和所有权范围,加强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帮助,改进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的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涉及到国家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耕地资源的保护和农民财产权利的保障等重大问题,征地补偿纠纷是当前我国土地征收的主要问题.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程序主要存在缺乏公开性和公众参与性,被征收人规定不明确,补偿金分配不够透明,救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建立正当的征地补偿程序,加强公众有效参与和意见表达,使确定征地补偿的过程公开、透明,防止征地补偿中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从而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化进程稳定发展.     

财政部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为推进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促进依法行政，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财政部对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2005]9号文件 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的规定

一、全年一次性奖金是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向雇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     

论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制

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实际上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收行为。现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回避了宪法所规定的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法定事由,缺省了城市房屋拆迁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的基本程序。应从下列三方面依法规范:一是通过概括和列举方式依法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具体事项;二是将公益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明确确立为城市房屋拆迁的基本原则;三是依法确立并规范有关城市拆迁规划、拆迁决定、补偿安置、房屋拆除等相应的城市房屋拆迁程序。     

交通规费征收对策

交通规费是国家以行政法规等形式颁布,并授权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公路交通规费,"取之于车,用之于路",是交通公路建设和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公路建设是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帮助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先行条件。然而,当前交通规费征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与解决,征足、管严、用好交通规费,对树立交通行业形象,加快公路建设,帮助农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社会经     

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思考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还存在非税收入理论缺失、非税收入管理政出多门、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圆统一的法律规范等诸多问题。必须深化经济、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非税收入管理不规范的深层次矛盾；积极总结非税收入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对非税收入管理做出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论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贯彻和执行

人权是一种思想观念,也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人权的实现。人权保障一般是以宪法为核心建立整体的法律制度,包括行政法上的制度。于2011年1月21日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法规,其规范着房屋的征收和补偿的程序,对国家、政府和被征收人都有着非常切实的联系。该法规在总则和分则部分也较好地贯彻了人权理念并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但仍需要做出一些符合时代发展的完善。     

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失地农民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本文通过对《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研究,对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的公益目的过于宽泛、征收补偿立法滞后和征地程序混乱问题及其成因进行详细分析,对我国＂土地征收法＂的制定进行了立法思考,为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提供建议。     

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作为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法定原因之一的＂公共利益＂,因其内涵模糊不清、界定主体异化,往往成为达到征收与拆迁目的的＂法器＂。界定公共利益,应首先设定界定标准,同时构建公共利益的评价机制。对于前者,国家须在立法上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同时在实践中注意多种要素的综合考量;对于后者,国家应强调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作用,摒除行政机关的评价,并赋予被征收人、被拆迁人参与评价的权利。     

《物权法》颁布与我国征收征用概念之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界定征收征用的概念提供了契机,也提出了要求。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将征收征用的客体界定为财产权,将公益限制纳入征收征用概念体系,应以时间和法律效果的不同来区别征收和征用,应将普通征用和人力调用也纳入征用的范围并予以补偿。整合后的公益征收征用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强制有偿取得或限制公民财产权以及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的行政行为,包括公益征收、公益征用、公益限制三种类型。公益征收和公益征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永久性取得公民财产权,后者是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公益限制是指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管制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补偿之责,既不同于征收,也有别于征用。     

消费税改革再思考

作为一种选择性商品税,我国现行消费税的设置涵盖了组织财政收入、引导消费行为、促进自然资源节约使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在消费税改革和立法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消费税本身构成要素的调整和完善,还要关注消费税与环境保护税及资源税等其他税种的联动效应,避免碎片化的税收要素调整制约整个税制结构的优化和税收职能的发挥。如果将消费税下划地方以缓解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问题,则有必要将消费税的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阶段,以规避因各地区应税消费品生产能力差异而导致的税负输出问题。将消费税改为价外税,在消费品零售环节采用价税分离的标识方式,提高税收的可观察性,并对政府行政权力予以适当限制,有助于提高政府对公共需求的回应性和负责程度。     

论公用征收决定权与补偿机制的设置——以公用征收的权力、权利和义务关系为视角

公用征收具有行政法与民法的双重属性,其内部存在权力──义务和权利──义务两种法律关系。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就应该对公用征收决定权进行科学的配置;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财产权保护制度,就必须明确公用征收补偿的原则、标准及程序。     

浅析不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案件的司法审查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条例》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笔者认为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是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的法定前置条件,人民法院对不服征收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与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等(以下简称被征收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不服征收决定案件必将是今后一系列征收与补偿争议案件当中的诉争热点和难点。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研究——从保障农民生活到保护农民权益

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为政策基调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快速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由于利益分配矛盾凸显而带来相应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了一些群体性冲突。“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的衔接矛盾以及土地征收政策效果与城镇化目标之间的政策悖论,在运行机制上则体现为政府（开发商）与农民之间只有“自上而下”的单向对话机制以及对土地征收“行政强制”的约束和监管不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家有经济能力对土地征收实施更高水平的社会赔偿,土地征收模式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指导下向以“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为目标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型升级。“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建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的公正和对话机制的公平,需要修订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政策体系,并建立和完善“公示—反馈—公告”的民主决策机制以及“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