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割的经济空间:基于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阐述了经济空间的E-关联和K-关联,使用1979-2011年全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间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区域经济运行空间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形成了东部地区"外向型"和内陆地区"内向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格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内陆地区没有形成溢出效应,相反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陆地区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关联,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互补型"区域关系,而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竞争型"区域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空间是分割的空间,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要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内陆"互补型"经济空间。     

中国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地区差异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427个上市公司1999-2009年面板数据,以负债资产比系数估值作为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的衡量指标,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国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金融加速器效应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东部地区不存在金融加速器企业规模效应但存在金融加速器时期效应,中部地区恰好相反,西部地区金融加速器两种效应都显著存在。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0年~2010年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地区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股票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则不显著。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23个省级地区1988—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地区和时间两类虚拟变量,对中国农村金融的收入效应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和时间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东部的效应大于中部;而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1988—1998年和1999—2008年这两个时间段内,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进一步增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收入效应没有显著变化。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空间差异性分析

本文从创新过程-创新产出-创新经济效益三个维度构建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评价体系,运用G1-变异系数组合赋权法和联系度改进的TOPSIS法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2007-2011年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进行了动态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普遍不高,且空间差异性明显。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明显强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且差距在逐渐扩大。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提升明显,中部、西部、东北三个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有收敛趋势。     

台胞大陆旅游的空间差异及演变特征研究

采用离散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及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台胞大陆旅游的发展现状以及1994—2009年间省际、区域间、区域内分布差异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台胞大陆旅游在省际间、区域间、区域内空间分布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省际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内、西部地区内、区域间、东北地区内差异其次,中部内差异最小;台胞入境旅游在区域间与东北地区内集聚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内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在区域间、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内的首位度较大,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首位度较小。研究还发现,与我国入境旅游区域分布相对差异不断缩小趋势不同的是,台胞入境旅游的区域分布差异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且近年仍然保持高于2000年前的平均水平;经济的发展与开放程度、台商投资的分布、与台湾历史文化关系、地理区位条件对台胞大陆旅游的空间分布影响显著,而旅游资源条件和旅游业发达程度对台胞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明显。     

共享出行对道路交通伤亡事故的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65个地级市交通事故伤亡数据,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了共享出行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滴滴出行"的出现使得一二线城市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显著增加,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显著减少,受伤人数区域间无显著差异;长期来看,"滴滴出行"的出现对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均无显著影响。     

资本深化的区域就业效应研究

资本和劳动的有效配置是实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对中国30个地区1998-2018年的资本劳动比的演变趋势及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本深化的区域就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各地区呈现了不同程度的资本深化特征,东部地区的资本深化程度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资本深化具有趋同性.二是资本深化和工资上升对就业存在"挤出"效应,但不同地区呈现出的效果具有差异性,东部地区资本深化的就业"挤出"效应远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本文根据科技进步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全国范围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释放效应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消费释放效应最小.通过多种举措加大R＆D经费内部支出,努力实现区域间科研经费支出的均等化,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求,着力解决西部地区“瓶颈”产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使科技进步成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路径.     

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考虑创新能力累积效应和FDI时滞性的基础上,利用1993-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且通过对东、中、西部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但不是很显著;FDI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溢出效益不具有显著性;FDI对东部地区的外观设计、中部地区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西部各种层次的创新能力均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与非参数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2011—2017年我国88个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的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创新国际化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总体地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东部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地区内差距最大,西部国家高新区地区内差距最小;东部国家高新区与西部国家高新区之间的地区间差距最大,中部国家高新区与西部国家高新区之间的地区间差距最小;地区内差距是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东部国家高新区、中部国家高新区和西部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均呈上升趋势,除东部国家高新区外,中部国家高新区、西部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的多极分化趋势比较明显。     

关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作者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采用Miuer-Round模型测算中部地区的区内乘数效应及其与国内各区域相互溢出效应.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在国内各区域区际经济联系中获得溢出效应最大,它从国内其他区域获得的溢出效应显著地高于本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同时又是对西部地区溢出效应最大的区域,这表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地方教育发展失衡的实证评估

文章在构建地方教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地方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效益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实证结果显示，区域间教育发展失衡的状况比较严重，东、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失衡是全方位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不仅在教育的规模上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方面也落后于东部地区。同时指出．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并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以期尽早缩小区域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驱动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技术重塑普惠金融的背景下,文章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直接驱动效应.从结构角度分析,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分别研究后发现,覆盖广度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要略强于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作用则并不显著.从区域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就作用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薪酬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高技术产业转移趋势时空分析

基于脱钩理论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者构建的产业动态脱钩指数和区域产业集聚与扩散判定条件,对1995-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转移趋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四大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现象。其中,1995-2004年向东部地区集聚趋势明显;2005-2015年则由东部地区向外扩散,不断向中部和西部地区集聚趋势明显。可见,2004年是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分水岭。自2013年始,我国东北地区高技术产业进入衰退期,部分行业出现向外绝对扩散趋势。     

房地产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分解研究

本文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将我国房地产投资分解为共同因子和区域因子,然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两类因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共同因子对中、西部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东部却不显著;区域因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于共同因子,但只针对东、中部地区,对西部则具有反作用.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