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     

基于技术创新的出口贸易发展——以技术含量视角分析

在分析技术创新对出口贸易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讨技术创新对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最终得出技术创新对高低技术制成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技术制成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目前我国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是由技术创新要素驱动,而中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仍由劳动力要素驱动的结论.     

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只有提升技术才能使商品在保持一定价格的前提下仍然具备竞争力。选取2013—2021年出口商品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门槛效应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出口商品价格有提升作用，但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产生这一作用的门槛。达到一定国际市场占有率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无明显影响。精加工制成品存在明显异质性，一是其价格在出口中受到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弹性更大；二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未达门槛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其价格，而非无影响。最后从技术提升、市场占领、价格策略三方面为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技术结构分解

本文首先利用璐四位数编码的制成品双边贸易数据,分别计算了中国对1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然后采用一种新的贸易品技术分类方法,对价格贸易条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与其出口结构的关系与传统理论大致相符,即增加高技术制成品在全部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有助于改善制成品的整体价格贸易条件或降低其整体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能够带来其贸易条件的改善.     

制度环境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制度环境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机制,并运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有利于促进一国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但不同制度变量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政治稳定性有利于所有国家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腐败控制、政府清廉度和政治民主度对发展中国家有显著正影响,政府规模对发达国家有显著负影响;商业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可显著促进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而货币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负影响;产权保护度、法制完善度提高分别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更有利。     

服务价值链分工是否影响了服务出口复杂度:理论及经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并形成相应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借鉴现有文献构造了“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度”以及“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测度指标,并据此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绝对地提升了服务出口复杂度,但对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影响不一,在发达经济体表现为正向作用,而在发展中经济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上述结果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面临“扩张陷阱”和“低端锁定”的风险和可能,同时也说明如何抓住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发展变化的重要机遇,在实现服务出口规模扩张的同时,提升服务出口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从分工演进视角,提出了制度质量、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二者交互作用,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的理论假说。借鉴Hausmann et al.(2005)的方法,利用1996—2010年HS92六位数分类贸易统计数据,本文测算了62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分别运用OLS法和系统GMM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制度质量的完善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与此同时,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同样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理论假说通过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据此,伴随中国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逐步丧失,新一轮开放应注重释放制度红利,从而在进一步深度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谋求全球分工新地位。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出口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数据构建出口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模型，实证检验各经济体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对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促进了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以及垂直专业化深度。贸易双方之间的技术差距、制度质量差距等因素会影响物流质量、双边联通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边际影响。技术差距、制度质量差距的增加会降低物流质量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的促进作用，但会提高双边联通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的促进作用。而技术差距、制度质量差距的变化对物流质量、双边联通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垂直专业化深度的促进作用没有影响。     

山东省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实证分析

山东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均有所提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山东省出口商品呈现出逐渐向中等和高技术含量制成品转化的趋势,并就以后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给出了建议.     

基于技术含量视角的山东省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研究

基于技术含量角度,从不同技术含量水平下的制成品出口RCA指数、TC指数来分析山东省制成品出口的技术含量情况,同时引入了全要素生产率来构建测算山东省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得出结论:山东省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近年来变化不大,比较优势仍然是在很多低技术产品和少数中技术产品上;山东省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     

汇率变动对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汇率变动下,中国制成品各类别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具体变动情况,从而分析工业制成品各类产品对汇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并据此提出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和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汇率变动下的发展和出口。     

汇率变动对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汇率变动下,中国制成品各类别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具体变动情况,从而分析工业制成品各类产品对汇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并据此提出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和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汇率变动下的发展和出口     

产品持续出口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升级吗?——基于出口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的视角

确保已有产品持续出口是我国当前应对外需疲软、实现出口平稳增长的重要途径,那么这种持续出口行为能否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升级呢？文章借助Feenstra和Romalis(2013)提供的数据,基于出口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的视角,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研究发现:首先,产品持续出口不一定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持续升级,其作用轨迹呈现倒U形,而二者在中国则呈现出显著的“出口持续能力过强、正效应区间过短”的特征;其次,具有“契约型地理优势”或毗邻进口大国型空间地理优势的经济体拥有更长的“正效应区间”,而沿海型空间地理优势不仅会缩短出口持续时间的“正效应区间”,还会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加大高技术产品和新产品的持续出口力度,有助于“稳出口增长”和“促结构优化”齐头并进,加大传统优势产品持续出口力度只能作为中国应对外需疲软和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从长期看应倒逼出口持续时间过长的产品进行技术革新,以获得一个全新的“正效应区间”.     

中国进口商品结构 及与贸易伙伴的关系研究

本文在对230种制成品按技术含量分类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数据计算了中国进口技术结构的历史变迁与现状、19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的出口结构以及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相互依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1995-2011年期间,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在中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下降,初级制成品、资源型制成品、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上升,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早在2000年之前就超过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不同类型国家及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类型不同,它们在中国进口中的地位也不同;中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都比较大,中国与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的相互依赖度比较小,中国进口对发展中大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依赖程度都小于这些国家及地区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主要出口国。总的来说,中国对外贸易进口的发展具有共享性、包容性,不仅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出口,还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出口。     

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及贸易结构研究

本文在144种制成品按技术含量分类的基础上,对1999—2009年期间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变动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整体比较优势小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2)无论是在世界市场还是在美国市场上,我国出口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出口比较优势变得更加稳定成熟,但是,这些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制成品;(3)原本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低科技含量制成品逐渐被高科技含量制成品所取代,目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     

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位居世界50名以后，而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则位居世界前列。这与制度与贸易的经典文献不符。本文从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制度视角对上述背离进行了审视。基于专利司法保护和专利行政保护数据，本文发现行政保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足的条件下发挥了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存在一定的协调不足问题。从影响机制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自主创新路径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有效回答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背离问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结构性特征及其贸易效应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启示。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创新驱动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9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促进创新驱动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在创新驱动水平较低地区抑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在创新驱动水平较高地区则呈现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不同创新驱动水平地区，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均呈现积极作用，但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因此，应构建包容性价值链、发挥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深化投入产出要素供给，以期切实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FDI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的影响——基于虚拟变量、协整及Granger检验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1980-2008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额的数据,利用虚拟变量、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Granger)等计量经济方法,就FDI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度量,建立模型并得出结论,研究发现:在对FDI投向产业、行业的正确引导下,FDI对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从而使得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的比重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得到了有效提升,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的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三种渠道,提升出口复杂度,但其影响存在门限特征。当跨越金融门槛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复杂度,且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教育融资功能尚未发挥作用,所以,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出口复杂的作用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