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方法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贫困减缓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利用2000～2010年西部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起积极作用,并且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密集程度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作用较小。未来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着力提升经济发展对本地贫困人口的包容性,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深度和广度的同时,降低参与成本。     

我国科技扶贫的经典案例与启示

科技引领创新,产业助力扶贫.消除贫困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永恒而艰巨的话题.我国历时三十多年,为期五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使多地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近7亿减少为目前的4335多万人①,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是“中国奇迹”.而如何提升贫困地区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造血”,做好科技扶贫的载体产业扶贫,进而实现扶贫产业的特色化、品质化、品牌化和效益化,是推进这些地区居民持续稳定地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因此,科技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科技扶贫的内涵,梳理我国科技扶贫的进展与成效、归纳总结经典产业扶贫的案例经验,是做好未来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科学的路径。     

扶贫资金审计问题研究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存在政府部门虚报业绩、扶贫对象不精准,投资效率低下等等问题,使得扶贫资金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2013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对扶贫等民生资金实现审计全覆盖,这一切都为扶贫资金审计提供了研究的契机.本文基于我国目前扶贫资金审计的现状,分析了影响扶贫资金审计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救困”抑或“帮富”: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与适应性治理——基于苏北R县X村扶贫案例的田野考察

乡村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成为当下乡村贫困治理的时代特征,而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亦是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文章尝试建构适应性治理框架,力图诠释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苏北X村的个案探讨,理顺了精准扶贫的"五位一体"运作机制,同时亦辨识了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乡土困境:分类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的管理非动态、扶贫资源的"公地悲剧"、扶贫激励机制的缺陷。致使逆向激励效应的产生。为此,通过明确精准扶贫的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动态考评机制、创设"差额立项"的分类扶持机制、建立反馈机制等适应性治理路径,以期能提高扶贫对象识别的精准度,最终实现乡村贫困治理现代化体系。     

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基于广西天等县的实证分析

实践证明,减贫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扶贫开发政策策略创新需要在新的减贫实践中进行优化设计。本文结合广西天等县农民创业的减贫实践,从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模式创新、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创业环境优化、农民创业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体系构建等方面,探索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双向良性互动创业扶贫模式,为新时期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优化和扶贫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对扶贫战略的再思考

一、对扶贫方略的重新审视：扶贫受益者偏离贫困人口 我国的扶贫战略一直是以区域发展战略为主,这种战略是一种实现区域总量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投资战略。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将扶贫对象的主体确定为县,一切扶贫活动都以县为对象进行,并且主要以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考察标准。从经济指标构成看,影响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县域经济的总量增长和扩张,而不是贫困人口的脱贫,这样客观上就诱导区域经济行为目标向总量增长偏移．使受益者偏离贫困人口,极大影响了扶贫方略的实际实施效果。 我国的“扶贫信贷”项目始于１９８４年,十…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评估

长期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 组成结构以及投入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减贫政策的落实.本文采用2009—2019年的中央和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总量投入还是人均投入都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分配过程中能更加有效地兼顾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困深度,向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倾斜,具有显著的"均衡效应";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在总量上不具有经济意义的显著性,在人均投入上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各省份在分配省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是根据自身财力酌情安排,导致省级财政投入存在明显的"财力效应".本文从应对不同贫困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设计、应对贫困问题的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的绩效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

贫困是世界著名的3P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国际社会为减少及消除贫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提出了如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和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有关贫困的理论及国际减贫目标。本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贫困理论以及减贫战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国际社会制订减贫战略及政策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Australian Poverty Quantified by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We postulate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JD) possessing focus, symmetry, monotonicity and decomposability properties commonly required of individualistic indexes. JD also satisfies reformulated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sensitivity axioms which take accoun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ies in their sizes and poverty lines. We introduce a new axiom, substitution sensitivity, which is satisfied by JD but not by the well-known FGT index. Using JD, we describe Australian poverty in the 1980s. We find that head-count ratios and average income gaps dominate the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poverty across family types and across tim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poor incomes make minor contributions.     

扶贫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机制创新

2009年我国执行新的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引发了我国扶贫战略、扶贫对象、扶贫出发点和扶贫任务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新阶段。该文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机制,突出扶贫对象瞄准,突出扶贫产业集群化发展,突出"大扶贫"格局,突出完善金融性扶贫机制,从而全面提高扶贫开发成效。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分析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主要有农村贫困群体老弱病残身体、家庭状况和能力等自身原因,此外还有劳动寻求不足和再就业机会缺失、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性贫困、社会资本缺乏、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问题等原因。     

贫困的合理性与贫困救助过程中的负功能分析

转型期社会机制不完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贫困在社会中存在是普遍的，而且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说明支持贫困的存在，不需要救助，只是贫困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功能。而是说在救助过程中存在着违背初衷的现象，即贫困的社会救助中存在着负效应。例如，出现了贫困陷阱、福利依赖等现象。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而非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