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协调机制及其效用比较

区域环境治理往往面临着区域环境的整体性与属地环境管理碎片化的矛盾。在区域环境治理中,基于地方利益的地方环境治理行动策略表现为各自为政。为改变这种现状,已有研究从行政学、经济学、区域公共管理学等视角,提出市场协调机制、科层协调机制和网络治理协调机制的区域环境治理思路。虽然三种机制均以降低地方协作的交易费用为最终诉求,但各有局限性并在运行中产生交易费用,区域环境治理应走向整体性治理。     

基于区域环境治理创新机制视角下的京津冀产业升级思考

产业升级是实现区域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的机理关系对京津冀资源环境现状、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京津冀产业升级需要由自我循环模式向区域一体化模式转变,北京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脑向研发和销售两极发展,天津作为区域的神经系统加强研转产的产业接合,河北作为区域发展的躯干加强与其他区域和下游产业的联系。     

“两高型”企业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比较

面对"两高型"企业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原有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显示出多方面的局限性。环境治理模式需要创新与转型,环境公共治理因其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方式协调化的优点,应该成为我国环境治理的一种新选择。     

构建江海共治的水环境治理区域合作机制探讨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是流域源头地区生态性贫困与河口贫困性生态并存、跨界水污染严重、江海水环境分治,暴露出缺乏区域合作的江海分治制度的局限性:在部署流域水污染防治时,往往忽视起决定作用的海湾河口水环境容量;在部署海湾河口水环境治理时,往往由于区域限制而力不从心;水环境治理中容易诱发相关区域多种形式的非合作排污博弈。因此,必须坚持江海水环境治理一体化理念,构建长三角跨省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创建三位一体的江海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即区域入江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机制、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和泛流域水质交易机制。     

农村社会管理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建设

当前,农村社会处于转型期,农村社区建设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构建城乡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已是时代的要求,以农村社区重建为平台,政府必须改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优化农村社会管理,才能实现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建设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协调

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是基于共同命运、共同发展、共治共享而进行的跨行政区集体行动，需要对各方利益诉求加以协调和平衡。根据城市群环境合作的特征，按照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相对称的准则，对环境治理中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行分担。对环境合作利益进行基本划分，形成一种共同发展与利益共享的规则与机制，促进城市间平等享有环境合作和区域发展成果。在城市群环境治理中，既要承认城市间的差异，又要促进城市间发展的平衡，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关系，平衡环境保护贡献地区与环境保护受益地区的利益关系。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内生性乡绅治理、近代社会的经纪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的队社体制与乡政村治等阶段,现阶段其管理面临着制度脱嵌、模糊治理、财力匮乏、压力型管理等问题。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强调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应走向多元合作、互动共治,并从社区文化、协调机制、筹资模式、管理手段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路径。     

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贫困治理合作机制研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视角

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消除贫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困治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合作,这是当前贫困治理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前者需要后者的专业性、技术性和人力资源,而后者需要前者的政治性、财政性资源。但是,政府部门在与NGO、龙头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合作仍然面临着制度化保障缺失、有效补偿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整合资源,实施社会化扶贫战略,建立以"委托—代理"为核心的政府部门与NGO合作模式,搭建龙头企业营销平台,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扶贫贴息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     

城市环境治理新理念及其对城市管理的理论突破

城市环境治理就是各类治理主体对城市环境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参与、多元化管理的过程或状态,城市环境引入治理,演化为城市环境治理的新概念,可以改变我们长期以来对城市环境管理作用与方式的传统理解,同时也可以使我们通过城市环境治理作用实现城市环境管理作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的“参与-回应”型行政体制

当环境问题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时，传统的“强制-命令”型环境治理模式已经应对乏力。公共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潮流，引导我们走向新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综合公共治理理念与我国国情，“参与-回应”型行政体制是现今一种可取的改革路径。它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政府与市场和NG0的合作共治。     

当前国内区域合作组织的困境与出路

国内区域合作组织的出现是基于地方政府解决跨行政区公共问题和提高区域治理绩效的需要,而相关各方也能够从中获得合作收益。但由于权威来源层次过低、缺乏组织执行力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国内区域合作组织也面临着困境。所以,要改革现有的合作组织,使其由区域利益协调机构逐步转变为区域政府职能整合机构、由关系型软性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实体型硬性管理体制。理想的区域合作组织应当是法治化的准行政机构,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体系、规范化的领导管理关系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同时,其行政管理权限应该是有限的。     

从立法上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基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相克到相生。法律手段是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现行环境资源法存在着立法主流理论不能与时俱进,有较多计划经济色彩,相关规定虚位等缺陷。在完善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时,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依法有序开发、开发与节约并举、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并重、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原则,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建立自然资源产权流转制度,推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重视科技创新作用的法律调整。     

从立法上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基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相克到相生。法律手段是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现行环境资源法存在着立法主流理论不能与时俱进,有较多计划经济色彩,相关规定虚位等缺陷。在完善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时,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依法有序开发、开发与节约并举、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并重、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原则,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建立自然资源产权流转制度,推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重视科技创新作用的法律调整。     

环境管制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影响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管制是政府环境保护的一种有力工具,企业是否选择更优的环境效率生产方式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能力,更取决于政府环境管制力度的大小。本文在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市）2000—2010年的工业环境效率后,借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政府环境管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环境效率也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空间集聚现象,传统的面板回归模型因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而低估了这一作用。由于排污费征收制度不尽合理以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目前排污费收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业环境效率。因此,中国应根据区域间的空间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应充分考虑相关产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科学地制定产业规划和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形成跨区域间良好的环境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食品包装与环境:问题与治理路径

包装在保护食品质量安全的同时,也对资源和环境带来了破坏,甚至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文章以食品包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食品进行包装的必要性及包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当前我国食品包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分析我国食品包装环境污染的治理途径.研究认为,伴随着我国食品包装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实施,在制度框架内逐步实施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同时重视环保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的作用,这将是我国治理食品包装问题的惟一可行的路径.     

论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行政协议的适法性

在区域性污染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仅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考虑单个城市的环境污染防治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我国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种为了克服行政区划障碍展开而行政合作的方式,即行政协议。运用于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协议是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行政协议,其在近年来的环境保护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家族企业管理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家族化管理模式适应家族企业早期发展需要,成为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但家族化管理模式也存在着人才流失严重、决策机制落后、人治色彩过多、利益协调机制缺乏和代际传承危机等发展困境,阻碍了家族企业有效整合吸收管理资源,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实现持续成长,我国家族企业必须优化治理模式,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决策机制,推动民主、科学决策;推动关系治理向契约治理转变,建立现代管理模式;健全家族企业利益协调机制,处理家族内部矛盾;完善代际传承方式,推进家族企业基业常青。     

网络治理视角下我国流域综合管理探讨——以中国乌江流域治理为例

网络治理视角下流域综合管理,这是当今国际流域管理的积极创新实践。文章以中国西南地区长江上游主要支流——乌江的治理进行单案例研究,尝试进行解释性的案例研究,证实网络治理下的流域综合管理是乌江流域乃至中国流域治理的一种可行模式。文章从网络治理与流域综合管理（IRBM）基本理论出发,深入分析了乌江流域科层治理模式产生的主要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了网络治理视角下乌江流域综合管理跨地区协调和多主体合作机制构建以及制度创新。     

“跨境游道”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跨境游道”是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旅游产品之一，开发和建设“跨境游道”可以促进边境地区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欧洲自行车游道网”“迪纳里卡徒步游道”以及非洲的跨境猎游游道的建设实践表明，“跨境游道”建设需要构建稳定可靠的“共同资金”保障机制，形成统一协调的“协同管理”运行机制，建立高效便捷的“自由通行”签证制度，并注重绿色环保的“和谐共生”游客体验。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应以开放合作促进边境旅游新突破，积极推进“跨境游道”的开发建设；以机制创新建设高质量“跨境游道”，构建有效的共同投资、协同管理和便利过境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绿色安全旅游实现“跨境游道”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游客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