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新动向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趋势,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且很多知名跨国企业集团已逐步完成这一转型。在国内,制造服务业仍是一个刚刚起步和较为新兴的领域,但已呈加速发展趋势。新时期,应大力推进大型企业集团和装备制造业领域制造服务业的发展,将其作为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着力...     

中欧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分解、分工格局及价值网络结构——基于“MRIO-VRCA-VSNA”方法的多维透视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创新性地融合多种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与欧洲国家制造业及细分部门的贸易价值构成、显性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工地位和价值网络结构。研究发现：(1)总体上,中国对欧洲制造业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及其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出口国外增加值,德国占中国对欧洲出口增加值总额的比重高达25.59%;中国为增加值贸易顺差,技术密集型部门增加值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增加值进口。(2)中国劳动密集型部门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较高,但技术密集型部门较低,中欧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多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增加值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有所提升。(3)中国制造业的前向参与度总体上大于后向参与度,价值链分工地位普遍提升;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以及机械设备部门前向参与度低于欧洲五国,但呈现出了先降后升趋势,后向参与度正好相反。(4)中欧制造业价值网络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非常显著,德国大多数部门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权力指数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仅次于德国;中国正由价值网络中的“从属者”向“主导者”转型,双边增加值贸易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论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

本文分析了全球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趋势和动因,同时结合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和发展环境,提出服务化发展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并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价值链视角的制造业服务化分析

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服务参与到制造业生产活动中,这种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促使价值链向面向服务的价值链重组。文章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动因,以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前后价值链的构成分析为基础,阐述了制造业服务化给价值链带来的变化,为进一步优化制造业价值链提供了基础。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分析

研究目标：准确度量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方法：利用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并基于区分贸易类型的Tiva投入产出数据,重新估算1995~2011年中国16个制造行业和15个服务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及其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传统统计方法以及贸易增加值后向分解法都高估了中国纺织服装、皮革鞋类与机电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却低估了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创新：从生产要素投入价值的角度考查中国各产业的贸易出口额。研究价值：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辽宁制造业升级转型对策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新途径。本文介绍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列举了国内外典型的成功案例。分析了辽宁省制造业发展现状,提出了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升级转型对策。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路径影响因素

制造业服务化强调制造企业要以顾客为中心,是通过向全球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方向移动,由提供产品到提供“产品+服务”包,再到提供产品服务系统的转变过程.企业通过服务化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本文综述了资源、环境和能力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路径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制造业产品服务化的发展

不管是传统的制造业,或者是高科技产业,都已经将竞争的焦点转移到服务的提供。特别是制造企业,销售实体产品开始伴随增值服务产品的销售。增值服务产品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增加产品的价值,而且帮助企业建立消费者忠诚度。故将产品服务化定义为制造商采取的任何能够"帮助消费者从他们的购买中获得最大价值"的行为。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融合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演化,产业边界模糊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先进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变化等背景下,体现出通过服务化提高附加价值的高质量发展趋势。现代服务业受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波动影响,在呈现出抗风险能力弱的同时也表现出抗逆力发展的柔韧性。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认为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融合应以获取“高附加值”活动为切入点,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断演化。先进制造业服务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现代服务业制造化是新发展格局下激发市场内需的重要路径,两者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出口的环境成本：基于增加值出口污染强度的分析

研究目标：测算1995~2009年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八种空气污染物的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利用结构分解方法考察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出现显著的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出口强国。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下降主要源于生产部门直接排污强度的下降。相反,2000年以来中间投入结构变化不利于增加值排污强度的下降。这两个因素也是造成中国增加值排污强度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创新：构建增加值排污强度指标来考察中国出口环境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价值：增进对中国出口环境成本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     

市场竞争度、非利息业务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分析市场竞争度、非利息业务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使用了SFA和动态面板GMM方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度与银行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负相关,非利息业务与利润效率正相关,对成本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与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正相关,交易性业务与成本效率负相关;对于地方性银行,交易性业务与利润效率正相关,其余影响并不显著;随着竞争度的提升,非利息业务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更趋向于负面。研究创新：研究分类非利息业务对各类银行效率的不同影响,考察了随着市场竞争度的变化,这种影响有何改变。研究价值：为监管者和商业银行在决策时提供参考。     

中国区域间贸易成本：测度与分解

研究目标：中国区域间贸易成本测度及其分解。研究方法：选取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量和分解。研究发现：中国总体区域间贸易成本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中国的国内贸易成本始终小于国际贸易成本,东北区域和贸易程度相对较低的建筑业、服务业、农业等行业的贸易成本较高;区域间贸易成本分解发现距离较远的区域间贸易成本较高,“邻近偏好”明显;经济增长极则表现出显著的“腹地偏好”,即与其经济腹地间贸易成本较低;而东部沿海的“后来居上”主要来源于沿海之间存在的“区域分割”。研究创新：中国区域间贸易成本的演进及其双边特征。研究价值：为促进区域合作、产业升级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上涨与利润增长并存”之谜

2002~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原材料、工资等成本出现大幅度上涨,但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总额与利润率仍然呈增长趋势。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上涨与利润增长并存”之谜给予解释。本文的研究表明,投入（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与工资上涨造成制造业利润的减少,但通过提高产出的价格以及调整投入的结构、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能够消化成本上涨的影响,从而保持利润的增长。对成本上涨做出调整的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2002-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了显著提高。由于应对成本上涨空间的有限性,应进一步加快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步伐。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动态CGE研究

本文设计四种不同的汇率升值情景,利用一个中国经济的动态CGE模型—MCHUGE模拟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各行业进出口量的增长具有缩小效应,且人民币汇率升值依然会使制造业各行业产值有所上升;在相同的进口替代弹性下,出口商品数量的减少与国内商品转换弹性正相关;当人民币汇率升值,食品、纺织、化工、金属、机械行业的国内商品价格增幅随进口替代弹性的增大而降低。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上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中间品贸易结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为发达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大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为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增速却显著小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增强与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内水平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研究创新：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合理测算,对其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价值：为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依据和参考。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出口的价值分解、增加值出口及贸易失衡

研究目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总出口的价值来源、增加值贸易及其失衡规模。研究方法: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和社会经济账户(SEA),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测算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国外增加值率较高,国外增加值主要来源于东亚、欧盟和北美地区,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外增加值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中国增加值出口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从增加值出口实现方式来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出口分别以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为主要方式,而初级产品和能源产品行业、服务业则主要通过参与国内价值链生产分工来实现本行业的增加值出口;传统贸易数据严重夸大了中国的贸易失衡规模;相比于传统贸易失衡,中国与欧美、东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和逆差均大幅降低。研究创新:依据增加值\"来源地\"和\"吸收地\"原则测算了中国增加值贸易及其失衡规模。研究价值:克服了传统贸易数据由于\"重复核算\"所呈现的贸易假象,厘清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     

Energy Demand,Structural Change and Trade: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Dan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e patter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 input-output decomposition method is used to decompose the change in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for Denmark into six components, of which three are trade-related. Trade-induced chang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issu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regul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It is shown that a structural change in foreign trade patterns can increase domestic energy demand. This is contrary, however, to what might be expected for a small industrialized country, which is presumed to export products that intensively use inputs of skilled manpower as well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nally, calculations carried out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ggregation are compared. The findings here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large variations in energy intensities among subsectors for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CALCULATING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USING A GLOBAL INPUT–OUTPUT MODEL

The Global Resource Accounting Model (GRAM) is an environmentally-extended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covering 48 sectors in 53 countries and two regions. Next to CO₂ emissions, GRAM also includes different resource categories. Using GRAM, we are able to estimate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each year between 1995 and 2005. These results include all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of emissions, so that emissions can be allocated to countries consuming the products that embody these emissions. Net-CO₂ imports of OECD countries increased by 80% between 1995 and 2005. These findings become particularly relevant, as the externalisation of environmental burde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might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to maintain high environmental quality within their own borders, while externalising th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consumption processes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thodological aspects and data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l, and shows results for selected countries and aggregated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