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基于"主观"与"被动"投资偏误的视角

文章把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纳入企业微观行为的分析体系,根据《2012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和《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等统计资料,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两种影响机制——企业"主观"投资偏误形成机理和"被动"投资偏误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企业对政府行为的理性预期,减少其对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判断,抑制了企业由于"主观"投资偏误而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低下、产能过剩现象;(2)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增加了政府干预土地要素市场的成本,继而减少了企业因政府干预土地要素市场而产生的"被动"投资偏误,产能利用率提高.     

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竞争驱动、政策干预与产能扩张——兼论“潮涌现象”的微观机制

中国经济正面临多个产业的总量或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这一现象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波动和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还需从企业产能投资行为的竞争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视角予以分析。本文以2000—2013年我国乘用车制造行业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对三十多家企业产能扩张的战略性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的新增投资与竞争者的扩张行为正相关,即存在"潮涌现象"或攀比效应;行业产能利用率、需求增长率与新增投资决策之间没有十分确定的关系;政府对汽车行业的投资限制和管制,只在一定期间获得了预期的目标。基于Probit模型的计量检验在支持"潮涌现象"的同时,并未发现在位者通过对产能利用率的扭曲,以维持市场份额和限制进入的确切证据。对合资和自主品牌制造企业产能扩张行为的边际效应检验则发现,影响这两类企业产能投资的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     

政府扶持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政府采购的经验证据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在需求端的市场化扶持手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能够同时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区分订单特征发现,仅异地政府采购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上述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处于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法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如何通过政府扶持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如何积极开展政企互动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国际产能合作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传统行业和瓶颈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但对新兴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内向型节点城市，“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和外向型节点城市内企业产能利用率。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政府采购对企业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产品异质性特征视角

政府采购是基于需求侧驱动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化、商业化的有效手段，而采购品不同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以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2SLS、联立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以产品异质性为视角，对政府采购作用于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效果与路径选择进行探究。结果发现：①在政府采购驱动企业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存在“挑选赢家”行为，并弱化企业科技创新的最终实际效果；②通过路径分析发现，需求是引致政府采购作用于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的原因而非结果，此外并未发现政府采购可以通过降低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经验证据；③政府采购的科技产品或服务以成长型创新产品为主，而探索型创新产品采购比重极低，即目前政府采购的实质是促进创新产品产能出清。     

OFDI化解过剩产能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OFDI)可以优化现有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出口贸易关联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母国的产能利用率,最终化解过剩产能;而金融支持则是OFDI的重要推动力。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并加权平均计算各省市产能利用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全国各省市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OFDI和出口贸易均能有效转移过剩产能,但各地区的效应有较大差异,且OFDI与出口贸易存在互补关系;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显著的负效应,但金融支持能够推进企业OFDI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差异化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以化解产能过剩。     

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综述

产能过剩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综述对产能过剩的定义、成因、内在机制等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从金融抑制理论入手,分析信贷错配是如何通过引起企业过度投资而加剧产能过剩的.分析信贷错配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深入分析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信贷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建议政府减少对信贷资源配置的于预.     

在位者产能投资及其进入阻止效应失灵的多维分析—— 基于中国乘用车产业的经验证据

产业组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位者对过剩生产能力进行投资,会在产量竞争中取得先动优势,预期价格和利润下降会使进入者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从而使产能投资具有进入阻止效应.本文从理论模型、计量检验和案例分析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中国乘用车制造企业的产能投资行为.两阶段博弈模型证明,需求不确定和在位者数量增加会导致进入阻止成为一种公共产品,不利于产能投资发挥进入阻止效应;基于Logit回归的检验发现,在位者的前一期投资没有体现出进入阻止效应;案例研究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能力和动机存在明显差异的在位者,也未能利用产能策略维持已有市场地位和减少大规模进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市场结构内生变迁与产能过剩治理

本文构建了一个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情况下的企业动态性模型,发现当行业发展前景相对确定但市场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高效率企业为规避风险会谨慎投资,从而为大量低效率企业留下市场空间,市场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较低。而随着行业成熟和不确定性减少,优势企业会不断扩大规模,逐步淘汰劣势企业,最终形成较合理的市场结构和产能利用率。因而,我国一些重要行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出现大量企业涌入的现象,不应片面视为市场失灵,也不能一概归因于地方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本文以我国家电和钢铁产业为例,说明治理产能分散和过剩问题,根本办法是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内生的产能集中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以扭曲去对付扭曲"。     

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与行业分布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跨期动态决策过程,传统效率评价方法(非参数前沿面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只应用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计算效率值,而忽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跨期经营活动,从而可能错误估计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为此,本文拓展了Tone&Tsutsui(2010)提出的DSBM模型,采用基于冗余的DSBM模型重新测度了中国省际工业产能利用率。研究表明:(1)静态DEA方法与动态DEA方法测度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异。静态方法由于忽略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倾向于低估产能利用率、高估产能过剩以及产生产能利用率过度波动的假象。而本文动态方法测度的我国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68%,确实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基于注册类型、轻重行业以及规模的动态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产能利用率;大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中小规模企业。(3)东部地区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现象在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以及规模层面均存在,说明根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开放程度以及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可能是解释产能过剩地区差异的终极原因。     

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与产能过剩

本文研究了地区腐败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1999-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协整法对我国30个地区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估计,发现产能利用率下降趋势明显;其次,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考察了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腐败程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区腐败程度与产能利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市场化程度对腐败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腐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越弱,该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而东部地区不显著.本文认为治理腐败,深化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     

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企业产能过剩

利用我国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匹配到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本文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调节机制和渠道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不同规模和类型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转型时期中国产能过剩测度及成因的地区差异

本文利用协整法对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制造业产能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动态面板GMM估计对市场因素、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周期三大因素影响东、中、西部产能过剩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行业层面相似,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地区层面的普遍过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技术相对落后、投资活动不活跃等因素,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东部地区的产能过剩。产能持续过剩的省份大多具有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等特征。市场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周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产能过剩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业政策是导致我国转型时期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中国1999-2011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显著为负,不同政策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不相同:(1)税负降低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者显著正相关;(2)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显著为正,贸易保护程度的增强在短期内会提高产能利用率;(3)创新补贴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具有负作用.进一步地,小企业、国有企业和行业低技术的比重越高,产业政策就越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我国的产业政策亟需转向竞争政策.     

高经济增长目标导致产能过剩了吗——基于地级市四位数行业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伴随着难以消除的产能过剩,亟需转向高质量发展。本文将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地方政府激励和动机的代理指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地级市四位数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目标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目标与产能利用率存在“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受地方政府干预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重点产业;目标对实际产出的促进作用随着目标的提高逐渐变小,对产能的促进作用保持稳定,导致产能利用率先升后降;目标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和环保标准实现。     

我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及所有制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对决定其变化特征及所有制差异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1)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不完全是顺周期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呈现明显的逆周期特征。此外,国有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私营和外资企业;(2)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除受市场因素影响外,又受金融支持、沉没成本、企业规模、就业弹性和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且市场因素又显著地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和支配,这一效应在经济增长动态预期突变情况下尤为突出,这也正是我国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在特殊年份呈现明显的逆周期特征的主要原因;(3)金融支持和沉没成本是抑制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主导因素,且二者又是造成国有与非国有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如何解决我国产能过剩问题

我国产能过剩与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行为有着紧密联系,而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只有有效抑制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产能过剩。     

区域市场整合能否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对于优化企业投资决策、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视角,文章考察了区域市场整合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市场整合有助于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区域市场整合能够扩大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进要素的有效供给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地,那些高税收基础、高就业贡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对区域市场整合的敏感性更高;区域市场整合对重工业部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轻工业部门;且区域市场整合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