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

全面脱贫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在经历了体制改革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阶段后,精准扶贫战略成为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度设计、政策运行契合了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反贫困行动.通过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嵌入、扶贫资源对贫困户内生需求的嵌入,以及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的互嵌,实现了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准确和国家扶贫意志的贯彻.在运动式贫困治理背景下,精准扶贫形塑出基层组织积极治理和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并重构了县乡村责任共同体,实现了外部扶贫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结合.在政府组织、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贫困治理能力,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贫困机制,成为保障全面脱贫稳定实现和贫困群体长远脱贫的基础.     

参与贫困治理与企业风险水平

政府与市场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理顺二者关系以更好地发挥治理功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话题.利用中国的贫困治理背景,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作为市场治理单元参与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能显著降低其风险水平,且企业声誉的增强是导致上述影响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风险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以上结果为"政府鼓励、企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验证提供了经验证据,说明精准扶贫的实施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联动治理既符合企业自身利益,又有助于扶贫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对于上市公司总结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经验以及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甘肃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摆脱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大难题。甘肃省由于自然条件、产业、人口素质等因素限制,导致甘肃省贫困程度较深。文章从甘肃省发展现状入手,阐述了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必要性和甘肃省扶贫的主要任务与政策,剖析了甘肃省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确保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一些对策,以保证政府政策的落地实施,从而确保扶贫目标如期实现。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研究

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方式之一,自第三方评估被引入精准扶贫后便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贫困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暴露,精准扶贫绩效评估方面只有与第三方评估机制做好衔接,才能使精准脱贫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依法治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大势所趋,而第三方评估法治化成为解决贫困治理困境的新思路.将法治贯穿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全过程,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同步跟进,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本文立足于扶贫评估第三方机制的法治化研究,探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价值取向,进而分析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影响因素,最后指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救困”抑或“帮富”: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与适应性治理——基于苏北R县X村扶贫案例的田野考察

乡村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成为当下乡村贫困治理的时代特征,而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亦是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文章尝试建构适应性治理框架,力图诠释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苏北X村的个案探讨,理顺了精准扶贫的"五位一体"运作机制,同时亦辨识了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乡土困境:分类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的管理非动态、扶贫资源的"公地悲剧"、扶贫激励机制的缺陷。致使逆向激励效应的产生。为此,通过明确精准扶贫的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动态考评机制、创设"差额立项"的分类扶持机制、建立反馈机制等适应性治理路径,以期能提高扶贫对象识别的精准度,最终实现乡村贫困治理现代化体系。     

浅议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贫困县乡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模式,它不仅是对以往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调整,也是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的创新,这给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效地提高了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效率。精准扶贫工作是阶段性的,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是长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以精准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内涵及难点突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过程中,实现贫困群体进入小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精准扶贫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有利于贫困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地区文化传承、有利于贫困个体发展能力提升为原则,不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为精准扶贫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继承传统文化出发,为精准扶贫找准实现路径;从提升个人发展能力出发,为精准扶贫提供可持续性保障。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巨大挑战。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着力凸显的"精准"特征,对基层政府的能力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章在对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贫困现状,找出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措施。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融合发展研究

精准扶贫是现阶段扶贫的反贫困措施,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社会救济的创新.如何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输血"到精准扶贫的"造血",从单方面的政府保障兜底到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使得贫困农民正真正地脱贫.低保和扶贫两种帮扶措施,在贫困户动态管理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协调配合和融合发展呢.本文研究了现阶段精准扶贫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融合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精准扶贫存在不合理区间,建档立卡缺乏动态管理,低保和扶贫存在"关系户"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科学的路径。     

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贫困恶性循环

在中国,只有解决了农村的人口与贫困问题,才能解决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口与贫困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农民的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用制度引导农民跳出人口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农村走上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把改革开放大业推向前进,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现代中国.     

精准扶贫问题及原因探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后文简称《建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即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按现在的标准,此次"脱贫攻坚战"的任务是实现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比英伦三岛总人口加起来还多700万.面对艰巨的任务,以习近平同志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伟大战略构想,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实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诸如:部分扶贫政策不接地气,缺乏可操作性,帮扶力量不均,缺乏全面性,政府主导,贫困户缺乏主动性,返贫问题突出,缺乏长效性等问题.针对精准扶贫工作的问题和不足,笔者从4各方面简要分析了一下原因.     

中国农軻扶贫的制度变迁、优化与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扶贫制度也与时俱进,历经了改革变迁与优化创新,就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而言,扶贫制度在我国开展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时期的扶贫制度对减贫的效果不尽相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我国农村扶贫制度的变迁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七大阶段,具体内容涉及: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顶层设计规划的完善、扶贫主体类型的变化、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等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扶贫"时代,农村扶贫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实现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民小康、共同富裕.     

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人为本是基本指导思想,其实践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谐.素来,贫困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经济现象,困扰着各个国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重点问题.自精准扶贫提出以来,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其实施为我国实现小康社会注入了新的动力.本文在对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作出分析和论述的基础上,就精准扶贫实施优化对策进行了探究.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扶贫政策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扶贫对我国贫困面貌的改变做出了重要贡献。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扶贫任务发生了新变化,非政府组织成为扶贫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市场、社会间关系的新定位正加速扶贫制度创新。应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以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新型关系为基础,科学界定各行为主体的职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扶贫体系,创新社会扶贫机制,强化社会扶贫保障措施,推进社会扶贫资源动员规范化、配送精准化、使用专业化和社会扶贫激励手段制度化,提高社会扶贫效益。     

政治关联与扶贫项目瞄准

扶贫项目如何准确瞄准贫困农户是反贫困理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文章从政治关联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这一问题.通过对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1)具有政治关联对农户参加扶贫项目有显著正向影响;(2)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重要原因;(3)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外部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过多,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因此完善村级治理,鼓励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降低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文章揭示了村级治理不完善与扶贫项目瞄准之间的矛盾,并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研究结论对我国治理贫困和完善精准扶贫机制有重要启示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基于百年金融治理经验和逻辑的思考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主线,是认识党领导与参与金融治理活动的重要抓手.文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治理的史料梳理,考察了党在这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这一历史经验和治理逻辑进行学理化研究,形成了一个三元关系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治理,在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从个体化、分散化向集体化、规模化乃至集成化转变的同时,实现了安全观从政党安全、主权安全向经济安全乃至总体国家安全的发展深化.(2)对"发展和安全"认识的深化,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导向、战略目标导向和核心利益导向所带来的战略定力优势、调控能力优势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党的领导是在明晰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权能边界的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战略领导,具有独特的治理优势.(3)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理优势又通过两条权能路径促进了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即党的战略定力优势保证了政府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权能调控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又使得党能够在政府和市场间发挥利益引导和平衡作用.文章对于认识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一定意义.     

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其对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

精准扶贫政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所提出的新举措,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加强村民参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通过梳理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性,以有利于优化扶贫治理模式、有利于提高扶贫工作效益、有利于构建长效扶贫机制。通过分析村民参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困境发现,在精准识别工作中村民参与不足、在精准帮扶工作中村民参与被弱化、在精准管理工作中村民参与被排斥等问题严重制约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提高村民参与的地位和作用,促进村民参与社会协作,推进村民参与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     

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精准扶贫方略的施用, 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1) 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 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 是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 (2) 制度建构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对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 中央统领与对口支援、 地方能动 “三位一体” 的举国扶贫体制, 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发力, 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 从瞄准到施策、 赋能的一体化操作, 推动绝对贫困问题的超常规破解。 (3) 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 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 相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全面、 彻底的脱贫成效。 贫困性质正发生新的变化, 防疫常态化带来新挑战, 消除剩余贫困, 提升脱贫质量、 管控返 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 转为科技基建、 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 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