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投资偏好的地方政府行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1994年,中国政府通过分税制对财政分权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和激励,我们观察到地方政府出现偏好投资的现象。为此,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提出两个假说,然后使用28个省份1994～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投资偏好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任职控制力越强,地方官员的投资偏好就越大;在保持财政事权不变条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中所占份额越小,其发展经济和增加投资的偏好也越大。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变迁的财政逻辑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经济转轨时期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发展活动的特有现象。本文分析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的变迁过程。文章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从地方政府企业财政和土地财政两大模式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变迁进行了解释。同时,也总结了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得与失,并从财政改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治理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分税制改革、政绩考核与土地财政——基于A省的经验数据

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地方竞争体制双重背景下,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文章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的三因素理论框架,从理论上阐述三者共同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的行为策略。通过对A省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财政收益,地方竞争体制进一步驱动了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质量

经典的分权理论认为,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提高质量,但上述理论命题在中国的情境下尚未得到系统的论证。以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采用条件均值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质量,且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质量的正向影响随着政府质量的提高而递增;财政分权所具有的政府质量提升效应,主要源自政府效率和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及其行为变异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剩余索取权”,为其带来强的财政激励,同时由于政治集权,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又面临着政治激励。此外,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地方官员还受到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在财政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以及个人经济利益激励等三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异。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与俄罗斯两个转型国家财政分权安排的比较分析,采用一个理论模型讨论了分权下的政治激励是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发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政治激励的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分散化是俄罗斯转型前期经济绩效相对贫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论文利用2007年—2015年28个省份动态面板数据和GMM估计法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首先,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受到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激励和服务性支出激励的影响,在生产性支出激励下,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在服务性支出激励下,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负相关;其次,整体上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现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再次,东部、中部和西部在整体上财政分权都对环境污染有正向作用,但每个地区的大小不一样;最后,在服务性支出激励小于生产性支出的激励下,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会强化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行为,从而加剧环境污染。为此,论文提出,财政分权不必然会加剧环境污染,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应从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入手,逐步提高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环境因素所占比例,同时适度增加辖区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度,进而增加地方政府服务性支出激励,改变其支出偏向行为和加速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     

地方政府政绩困局的成因及其化解——以财政分权理论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财政与政治双重激励,致使地方政府政绩导向偏离,政绩考核扭曲,深陷政绩困局。化解地方政府政绩困局,必须立足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内在关联,推进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从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制度、实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等方面着手。     

省以下财政分权与政府间关系——兼论“省直管县”

本文从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入手,实证分析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对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财政分权与地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激励——基于中央跨区域财政配置视角的分析

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关乎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良性联动,从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视角却未能提供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差距演变的合理解释。本文基于中央跨区域财政配置视角,探究"央地"财政关系对地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激励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中央跨区域财政配置视角,可以较好地解释分税制改革后各地区之间人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差距的演变趋势;(2)中央跨区域财政配置在均衡各地区投资差距方面的有限作用,主要体现为财政净流出的显著抑制作用,以及财政净流入促进作用的不显著;(3)在财政跨区域配置作用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起到抑制作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激励层面,应重视"央地"财政关系的双向流动特征以及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财政体制与市场机制运行的有效契合。     

政府分权、政府竞争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行为依赖于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地方政府竞争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常态,这源于我国独特的政府分权制度。在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通过对各要素采取非均衡的产权保护方式为增长而竞争。这种竞争模式过度保护了资本要素,而忽视甚至侵害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因此,地方政府竞争在促进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在缺乏公众等主体的约束下,政府分权带来激励偏差会加大,该发展模式将受到很大的挑战。     

中国式分权竞争与环境治理

基于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中国式分权体制,建立一个中央与地方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竞争模型,考察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强调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重视财政激励,令地方政府过分偏向基础设施投入而忽视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禀赋条件好的地区其地方政府更“重基础设施、轻环境治理”,禀赋条件差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反而会相对减少基础设施投入,而更重环境公共物品投入;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提供存在策略性互补行为时,溢出效应的上升将使两个地方政府的环境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提供存在策略性替代行为时,溢出效应的上升将使两个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供给出现“骑跷跷板”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政治经济逻辑

基本公共服务对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本文在我国的政府治理体制背景下,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失衡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激励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考核,而不是享受公共物品的当地居民的评价,所以财政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对任期内经济增长作用不十分显著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本文以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两项基本公共服务为例,基于1995-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的效应,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影响显著为负.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造成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地方经济增长,进而增加工业"三废"排放量;寻租腐败程度、财政赤字以及工业化生产也将导致我国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增加;此外,研究还得出我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     

中国式分权下的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

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出于缓解自身财政压力和政治晋升等动因,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电力需求。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1999—2010年30个省区的动态面板系统进行估计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吻合：财政分权、电力需求、市场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第二产业比重、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显著地影响了电力需求,财政分权、人口、电力耗能指数与电力需求正相关,价格与电力需求负相关;而在不同省区,同一影响因素对电力需求的作用力度不同。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分析

本文在委托-代理框架内分析了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提出要从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引入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重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矫正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     

财政分权、政治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中国式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激励机制,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严重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追根溯源,财政体制和政治考核体制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财政分权、政治晋升锦标赛下的财政竞争、财政体制改革、贪污腐败等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既要从财政体制着手,也要从政治体制着手。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以分权为核心的财政体制转型已经历了30个春秋,从财政包干体制到分税制,现已初步建立了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但它并不完善。经过十几年的运行实践,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逐步显露和爆发,直接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亟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宏观经济绩效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廓清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具体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浅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本文针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与结构的双重不合理现象,阐释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影响——主要从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与非直接投资两个方面说明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急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试图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现象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关系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平衡的政治经济逻辑

基本公共服务对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本文在我国的政府治理体制背景下,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失衡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地主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激励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考核,而不是享受公共物品的当地居民的评价,所以财政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对任期内经济增长作用不十分显著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本文以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两项基本公共服务为例,基于1995-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的效应,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影响显著为负.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