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效率增进——基于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对中国各省市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然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检验了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各省市技术效率的长短期效应,并分析了其区域间差异。本文发现:(1)在短期,服务业FDI会促进我国各省市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而制造业FDI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从长期看,制造业FDI会产生明显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服务业FDI则会抑制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2)两类FDI影响技术效率的长短期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全国的情况并无差异,不过,东部地区的外资对技术效率的短期效应和长期累积效应都要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一些。(3)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各省市技术效率。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化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会对各省市的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服务业吸引FDI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对服务业吸引FDI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计量模型对中国服务业吸引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促进我国服务业吸引FDI的有利因素是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法制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阻碍服务业吸引FDI的不利因素是政府对地方经济干预程度过深。     

市场化制度转型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决策

本文综合制度变迁和集聚经济理论视角,探讨了东道国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对FDI区位决策的多重影响机制。实证分析以1998~2007年500强跨国公司(MNE)在中国30个省区FDI的微观交易为样本,运用NLM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市场化制度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各维度制度发展的同步性程度不仅对跨国公司FDI的区位决策有重要影响,还会通过对集聚经济的调节作用,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此外,对于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FDI,市场化制度转型动态特征的作用程度也有差异。本文结论对于新兴和转型国家如何使国内市场化制度环境的发展进程有助于外资的合理区域分布,促进国内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FDI促进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门限效应研究

本文以市场化程度作为主要制度因素,分析了制度在FDI影响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用1999~2009年全国30个省(市)的市场化指数作为门限变量,以第三产业占GDP之比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程度对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限效应。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对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市场化门限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外资进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越具有促进作用。     

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第三方效应"显著影响了FDI的地区分布,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高工资、低市场化程度和过多政府干预对FDI的进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FDI流入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     

FDI流入、市场化进程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基于system GMM估计法的实证研究

分析发现,国内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改进能有效地促进FDI技术溢出效率,这说明FDI对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其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关系得到发挥和增强;当市场化进程超过某个临界水平后,FDI对创新的总量效应为正,也说明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是FDI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吸收FDI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吸收FDI方面是否存在着竞争关系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协整方法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吸收FDI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吸收FDI对东南亚国家吸收FDI负面影响较小,中国吸收FDI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部分国家的FDI流入。     

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引资竞争

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FDI区位选择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机理,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建立联立方程,分别从全样本和外资进入模式两个角度就它们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经济分权在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扭曲了引资竞争;不同模式下的FDI选址决策差异显著,合资、合作企业关注投资成本,独资企业看重投资地的人力资源及市场化水平等。     

泛珠三角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与发展前景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外商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中国的经济稳定增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自1993年成为了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后连续两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回归相结合的计量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对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利用FDI的规模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呈正相关,而受服务业行业准入政策的限制和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则表现为负相关的扭曲关系。由于我国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使得服务业利用FDI的规模和市场化程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FDI因素分析

FDI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分析FDI与我国工业化的相关性和工业产值的FDI投入的弹性来说明FDI与我国工业化程度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FDI的不断上升是导致我国工业化程度持续而显著提高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合理利用FDI的有效途径,包括利用FDI推动信息化、FDI利用过程中注重资源节约与开发以及通过引导FDI投向来促进环境保护等。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检验

厂商间的联系效应是FDI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联系效应就越明显,经济增长就越快.通过经验检验,本文没有发现中国金融发展与FDI的结合显著地促进了联系效应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低水平.因此,推进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实现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是强化联系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     

多维视角下FDI流入的中国贸易条件效应

最近十几年,FDI流入对中国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效应出现了新的变化。FDI流入对中国产生了"工资外溢"效应,但并没能通过该效应改善其价格贸易条件;FDI流入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贸易结构,从而导致较大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FDI流入的大幅增加,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数量也大幅增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带来了其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相对而言,FDI流入对中国的单要素及多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幅度远小于收入贸易条件,因此,中国在大量引入FDI的同时,应大力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实现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最大化。     

FDI流入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一个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在理论考量的基础上,依据2002～2008年间中国不同技术类型的出口品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针对中国FDI实际流入总量及分国别FDI流入量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对流入中国的FDI的主要类型进行了判断。经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FDI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的多样化,但对出口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并不理想。其中,来自亚洲四小龙、中国澳门和日本的FDI对出口品技术结构存在较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有东亚分工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判断,当前流入中国的FDI主要是垂直型和出口平台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市场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投资环境作为FDI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是近几年FDI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在FDI的全球跨国经营活动中,其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受到东道国金融环境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市场因素对于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中美两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资本积累效应,FDI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对比美国而言,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有效发挥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美国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入世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FDI为主要形式的对外开放是提高一国服务业竞争力水平的一个主要渠道。本文采用中国30省(自治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估计法实证检验加入WTO以来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东部沿海地区的较高人力资本和较完善市场制度对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具有正面影响,中西部地区仍局限于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水平的"发展门槛"。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两税合并后外资对本土市场的依赖下降了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中国沿海部分地区已经出现FDI撤出现象,FDI迅速逃离将会严重威胁宏观经济安全。文章测度了2001~2012年中国工业FDI市场依赖性指数,通过两税合并政策出台这样一次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分析了所得税优惠取消之后对工业FDI市场依赖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2001~2012年中国绝大多数工业FDI的市场依赖指数呈现"倒U型"演化趋势,2008年是明显的拐点;两税合并政策的实施取消了外资相对于内资的所得税优惠,造成外资的本土市场依赖指数年均下降0.0048%,时滞微乎其微且边际影响随时间越来越弱;内资规模较高的行业FDI市场依赖程度下降更快。两税合并政策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也增加了外资撤离的风险,政府部门需实时监控,警惕外资大规模出逃。     

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促进FDI流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应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吸引FDI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本文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年——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同时中国相对于东盟国家的优势可以使一体化条件下厂商增加在中国的重组性投资。     

转型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验

本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路进行了回顾。广泛存在的市场扭曲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需要FDI；财政分权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为吸引FDI创造了内部条件；东南亚地区对外投资的扩张，以及它们与中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殊联系。为后者吸引FDI创造了外部条件。通过丰裕要素参与国际分工，FDI找到并实现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它对资源流向的引导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