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冲击与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

在中国自然灾难频发与劳动市场特征变迁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10-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成本粘性“效率观”的视角，研究自然灾难冲击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调整。本文发现：在调整成本与管理层预期影响下，灾难冲击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其中“数量”粘性提高更为显著，而“薪酬”粘性不显著，即相较于裁员，在遭遇灾难冲击时，企业会偏向调整员工薪酬。另外，本文发现劳动保护程度越高，灾难冲击下劳动力成本粘性越高，但企业、政府、市场的积极应对能缓解这一影响。拓展研究发现：不同的灾难类型对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存在差异性影响；且灾难冲击主要提高了民营企业生产人员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本文不仅是从企业决策视角对灾难冲击经济后果的重要补充，也丰富了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劳动成本调整的文献。     

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分析

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究竟会带来“人机共存”还是“机器换人”？已有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对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就业的关系展开了讨论。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和各国竞相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使得国外机器人应用也会对中国就业产生影响。文章先构建了多国多部门的李嘉图贸易模型，通过对劳动力就业变化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国内外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产生的就业效应。然后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数据、IFR机器人数据和WIOD投入产出数据，基于Shift-Share思想检验了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我国地级市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机器人产生的补偿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因而会促进地区制造业劳动力就业，而国外机器人经中间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补偿效应，经最终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替代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得出，国外机器人应用主要是通过改变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而影响劳动力就业。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客观评估机器人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政策和提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一...     

“机器”推“汽车”：一石三鸟的机遇

实施“机器换人”可显著降低企业在用工、原材料、能耗方面的成本,在缩短产品生产周期及降低安全事故、提升生产效率方面效果更为突出。而在属于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汽车产业,工业机器人应用量已占到了我国工业机器人总应用量的50％以上,全世界用于汽车工业的工业机器人也已达到总用量的37％。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扩展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并未将劳动力挤出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积极创造效应相较于消极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促进了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其中,中等受教育程度、中青年和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更为敏感;在信息化程度较高、户籍管制程度较低以及劳动保障程度较高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留人”效果较明显。为此,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社会保障,放松户籍管制,这将有助于平稳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促进“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的实现。     

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部分,过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直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参保意愿和缴费水平.这使得工业企业缴费水平可能低于政策缴费率,也导致不同企业之间实际缴费率存在差异,而且社会保险缴费可能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负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内在动机,而且有助于社会保险征收制度的顶层设计,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文章尝试研究这些问题,基于利润最大化框架,系统考察了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逻辑关系.理论分析表明,给定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具有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财务困境风险的双重作用,最优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应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再就业搜寻成本和工资构成中的解雇风险补偿下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引致的边际成本越小,均衡状态的最优社保缴费比例趋于向上调整.文章以行业就业容量衡量劳动力市场规模的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会显著提升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并集中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而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高失业成本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提升会显著降低其经营绩效,即成本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强调,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行为内生于所处的行业环境,在政策调整时需要加以考虑.     

我国代工生产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最优化配置。发达国家把部分技术性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零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者把零部件输往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进行装配，将产品的生产制造委托给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代工企业大量发展。     

工业机器人与劳动力的空间配置

本文使用2005—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各行业运行量的数据,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减少了地区外来劳动力的迁入率,这一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低技能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与其应用规模和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有关;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看,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和户籍制度松绑的双重作用主要影响高技能外来劳动力的迁入。最后,在区域劳动力市场内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地区总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     

智能化改造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进口工业机器人微观数据的研究

企业绿色转型对于中国“双碳”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企业智能化改造成为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则是企业智能化改造的常用手段。本文利用2000-2013年进口工业机器人企业层面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产业链传导效应模型,对智能化改造的减排影响及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进口工业机器人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污染物排放,但这种效应主要通过生产线中的工业机器人实现,特别是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其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扩大产出规模,减少能源消耗,改进全要素生产率;进口工业机器人还通过产业链传导效应促进上下游企业污染物减排;同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及技术水平越领先的行业,越能发挥工业机器人污染物减排的作用。本文以工业机器人进口额存量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区分了不同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同时将影响效应延伸到产业链传导上,丰富和拓展了现有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研究,为机器人等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换出海宁发展新局面

秉持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工业强市”的理念，海宁市自觉推进“机器换人”。今年以来，全市大力实施“机器换人”三年行动，以机器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优化，促进工业企业评价体系的建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基于多品种产品本量利分析的企业经营风险研究

经营风险是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风险,企业的经营风险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成败。盈亏临界点分析、经营杠杆系数等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企业有效控制生产经营活动、估计经营风险、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调整成本结构,降低经营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污染减排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存在吗?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企业行为的改变。污染减排政策可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驱动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本文运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政策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显著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当以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逐渐降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污染减排政策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污染减排政策趋紧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且弹性逐渐增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创新的相关建议。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

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这一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及政策取向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正确解决产业提升及产业选择问题，对未来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温州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得到激发，温州三次产业发生了重大演变，从农业为主导经济迅速上升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并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工业经济继续成为对温州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行业结构不断改善，品牌经营迅速兴起，农业产业化进程稳步推进，第三产业得到明显提升，产业结构在全省处于领先位置。但是经分析研究，温州产业结构也出现不可回避的问题，如高增长行业的地位不突出和不稳定，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压力，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企业化发展进程缓慢。作者为此提出一系列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     

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能否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值得探讨。基于IFR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生存的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生存概率会上升35.60%;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并未增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不同工业部门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明显不同,该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区域、高科技创新区域企业生存的促进效应更强;从作用机制来看,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规模扩大均是工业机器人应用重塑企业生存优势的重要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上述发现为下一阶段工业机器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有益参考。     

论成本控制的目标

成本管理和成本控制，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是企业生产经营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干差万别，经济活动越复杂，成本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也越复杂。经济活动自身的规律影响着生产经营活动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中美双边贸易对美国工业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影响效应研究

从劳动力需求弹性的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利用1997—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和美国制造业行业数据,从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化有重要影响,美国向中国出口有利于降低劳动力需求弹性,美国从中国进口有利于提高劳动力需求弹性,净进口最终将带来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提升。区分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之后,净进口不论从替代效应角度还是从规模效应角度均将导致美国工业行业工人劳动力需求弹性增强。     

刚性就业效应下的产业升级障碍

本文论证了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就业压力对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产业升级所构成的障碍。作者认为，巨大的就业压力是造成我国多数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大量人口为了生存而建立起低层次企业，以尽可能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产品价格对高层次企业构成过度竞争，而使高层次企业和高档、优质产品受到压抑。廉价劳动力构成对高效率技术和资本的替代效应，制约产业的效率型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过剩而形成的外贸结构固化了低层次产业结构。由于低层次产业中容纳的过量劳动力处于低收入水平，其主要对低层次产品构成相应的需要，从而使生产和消费间形成低层次供求循环。针对这种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选择。     

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估算

本文完成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首次估算,发现中国的名义工资粘性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这具有重要的宏观政策含义: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经济波动的特性,另一方面说明中央银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更多地带来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是产出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区分了劳动者的收入、工龄、户口、企业类型、行业等特征,对不同人群的工资粘性进行了细致测算。进一步,本文创新地区分并估算了名义工资的向上粘性与向下粘性,发现自200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向下粘性不断增大,而向上粘性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劳动力区间流动影响经济集聚的机理分析

在经济集聚形成的多种机制中,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无疑是经济集聚最重要的因素.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外部效应参数,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整合到模型框架中,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本文模型的函数解析与数值模拟表明,劳动力流动引致前后向联系与循环累积效应的“金融外部性”和马歇尔外部性,对于经济集聚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但随着城市人口大量集聚,企业生产负外部性、劳动力拥挤成本等分散力量会降低经济集聚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