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旅游的乡村性生产与消费研究

文章以广东省网红乡村民宿H民宿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析民宿旅游的乡村性生产与消费及互动过程,有以下4点发现。（1）H民宿的经营者以自身对乡村性的认知为基础，通过物质空间建构、文化空间营造和新媒体工具运用等在地生产实践进而表征和展演乡村性。（2）在乡村性消费中，H民宿游客的消费更多集中于农耕知识体验、自然景观环境、农家生活文化和想象“乡村”等不同层面。但由于游客对乡村了解、感受程度的差异，不同游客的乡村感知具有矛盾性与异质性，呈现为全球地方化下消费体验相异的特征。（3）游客通过再消费与传播、拒绝与批判等不同的消费行为将消费意见反馈至生产者，生产者则对应采取调整策略，并通过体验空间的重塑和知识空间的再造进行乡村性的再生产，从而形成了消费与生产的互动过程。（4）在民宿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在生产与消费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成“舞台真实”，具有本真化和失真化的双重表征，呈现了真假混杂的特征，并随着不同主体的互动实践，呈现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不断在本真化与失真化的连续谱上流动。     

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657家星级乡村旅游地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探究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呈集聚分布,在苏北地区呈单核心空间分布,在苏中、苏南地区连绵呈环状分布格局。（2）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具有“沿路傍水” “环城近景”的分布特征,100万城镇人口是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门槛,大城市周边更容易形成乡村旅游地聚集区。（3）单因子探测结果发现,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4）双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显示,经济、社会、自然因素间的交叉作用显著性突出,空气质量与第一产业是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是基础性保障因素,邻近拥有富裕客源的大城市是促使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根本原因。研究结果可为区域乡村旅游产业的布局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旅游影响下的乡村文化变迁——以浙江安吉“四地”为例

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旅游的灵魂,是提升乡村旅游层次的必要条件。旅游在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当地文化受到侵蚀。课题组深入浙江安吉“四地”,在数据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了解“四地”发展乡村旅游以来乡村文化在物质、行为与制度、精神层面的变迁状况及趋势。针对“四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下对策：加大对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力度;大力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培养“非遗”传承人;提升村民幸福感,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利用最先进的网络应用技术,做好旅游推广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破解乡村旅游发展瓶颈。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城乡发展不均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直面乡村社会发展困境,以乡村的多维发展重塑合理的新型城乡关系。文章基于对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的探讨,借助傣族园村寨、双廊村、天龙村、落水村和明月村等多案例研究,具体分析旅游推动乡村在不同维度上的振兴实践,研究认为:旅游发展为乡土空间重聚发展主体,将各类经济生产要素注入乡村,实现乡村在经济层面的产业结构多元化和空间多功能化,文化层面的物质文化保存与修复和精神文化的调适与再造,治理层面的内生自组织治理优化和网络治理的构建与深化,有效缓解甚至逆转乡村多重危机;同时,旅游发展在推动乡村各层面发展的过程中释放乡村居民的自主性,构建地方和外部力量的互动场域,共同推动乡村实现"新内生性发展"和持续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和贫困消除提供指导。     

旅游乡村聚落生态保护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以茶陵县卧龙村为例

生态空间是旅游型乡村聚落重要的功能空间,其格局变化可反映空间与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选取特色旅游名村茶陵县卧龙村为研究对象,采用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方法研究聚落空间演变的基本特征,并利用遥感数据对其空间格局变化进行空间反演,根据不同时段各行为主体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差异,分析其生态保护行为决策与生态空间格局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开发后生态空间占用总量明显高于前40年之和,村民聚居地整体搬迁与旅游设施建设是生态空间占用量扩大的主要原因;乡村旅游兴起后,各行为主体的生态保护行为决策偏好值整体提升但有差异;旅游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改变是各主体生态保护行为决策变化的主导因素,聚落空间演变也是主体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结果。研究成果可为旅游乡村的规划编制提供借鉴,也有利于根据各行为主体决策偏好制定差异化空间管控策略提供案例实践。     

粤东北地区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研究

文章以粤东北713处红色旅游资源以及其他旅游资源为样本，通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等空间分析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粤东北红色旅游资源点的类型、空间聚集度、密度等。结果显示：（1）粤东北地区国家级、省级红色旅游资源数量较少，但类型较丰富；（2）粤东北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在数量上呈现出东西多、中部少的格局，在资源等级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3）粤东北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分布总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特点；（4）粤东北地区高等级旅游景区极少，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旅游资源数量在广东省内排名靠前，而且3A级以上景区、省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的高密度分布区与红色旅游资源高密度分布区耦合度极高。     

文化创意旅游需求及其差异性分析——以上海世博会为例

大众对文化和精神的消费需求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世博会就是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在特定空间高度集聚而成的产物.文章基于旅游者的问卷调查,从核心内容和衍生产品两方面对上海世博会文化创意旅游需求及其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旅游者对文化创意旅游需求呈现多元性、娱乐性、符号性、实用性和虚拟性体验的趋势.在核心内容的需求方面,旅游者需求较高的依次为:展馆、文化演艺活动和论坛；在衍生产品的需求方面,旅游者对特许旅游纪念品中的世博护照、海宝和世博纪念徽章的需求较大,对出版发行服务中地图的需求较多,对网络文化服务的需求度正逐步提高.分析发现,基于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旅游行为特征,旅游者文化创意旅游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和月均收入因素的影响,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进园次数和出游方式的影响较小,文章并据此探讨未来文化创意旅游的发展方向.     

旅游驱动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湖州顾渚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量,乡村社会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典型旅游村落湖州市顾渚村为案例地,从乡村居民视角出发,分析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社会重构机制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原有身份,乡村居民从农民、打工者转变为旅游经营者,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重构。（2）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乡村,乡村社会关系格局逐渐从“差序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构。（3）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居民与乡村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乡村从传统乡土社区转变为旅游服务社区,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重构。（4）旅游要素的介入是旅游乡村社会重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乡村经济重构、乡村空间重构、资源环境驱动、旅游市场驱动、政策制度驱动、行为主体参与6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的空间载体、物质基础、支撑机制、引导机制、促进/约束机制和引擎机制,各作用机制之间相互影响、动态耦合共同推动了乡村社会的重构。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多元主体治理探究

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可以提升乡村的经济水平与农民的生活水平，还能够丰富旅游活动的形式，延伸乡村产业链。文章立足于乡村振兴大背景，以贵州省Y村为研究对象，阐释乡村旅游发展作为内生动力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并从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综合效益与环境效益四个方面分析Y村的发展动力，进而提出多元主体治理措施。     

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过程与机理分析——以海口龙鳞村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在解释行动者的关联性以及行动者对发展路径生成与演化作用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文章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海口龙鳞村这一较早开发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的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龙鳞村生计路径经历了乡村旅游依托型向乡村旅游脱离型的演化过程。在区政府、村委会、合作社与村民等行动者征召下,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发展阶段的行动者网络逐步形成;然而,受规划不足、产品低端、观念落后、管理不当等因素影响,行动者异议增多并陆续退出行动者网络。在农业种植政策扶持的转换动力影响下,行动者重组形成新的行动者网络,该村迈入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发展道路。从路径依赖理论角度审视,该村生计路径的演化机理可从政策性契机诱发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生成、行动者关系嵌入助推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创造、多维结构脱嵌使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陷入负向锁定、理性收益决策解锁推动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路径发展4个层面解读。该研究突破了以往多着眼于旅游系统自身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研究视域,能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优化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生计路径探寻提供实践启示。     

旅游影响下的乡村重构研究进展

乡村重构已成为国内外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而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有效路径,进而成为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分析发现：（1）旅游语境下的乡村空间重构表现为三方面：乡村土地利用变化、村镇体系重构与乡村内部“三生”空间格局重构。（2）经济重构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生计方式转变两方面。（3）乡村治理的改善、乡村文化重构是乡村社会重构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此外,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从城乡融合发展、保育乡村性以及不同类型乡村的案例比较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面向非垄断性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地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演化

乡村旅游资源的非垄断性常使旅游地面临吸引力难以持续、生命周期较短的难题，如何针对非垄断性旅游资源情境，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实现乡村旅游地的良性治理，是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重要话题。文章选取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采取质性研究方法，探讨非垄断性旅游资源情境下，乡村旅游治理相关制度的生成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治理相关的制度供给经历了由非正式制度为主向正式制度为主的制度演化过程，其中，非垄断性乡村旅游资源构成制度演化的主导性情境条件，并在各阶段引发不同利益主体产生差异化的制度需求。面对多元利益主体的制度需求，乡村旅游地依赖不同类型权威对其进行整合，最终完成乡村旅游地的制度供给。     

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社会排斥的多维度感知——江西婺源李坑村案例的质化研究

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为例，在质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开发背景下当地居民社会排斥的主观感知状况进行了考察，发现旅游开发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社区居民的挫折感、自卑感增加，他们往往从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和关系排斥等多个维度来感知自身“被排斥”的状况。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相关制度设置为社会排斥提供了可能空间，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在社区中的交互作用成为社会排斥的推动力量，社区居民个体自身能力与认知状况也构成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从经济、政治、文化及人际关系等多个维度入手消除由旅游开发问题所导致的社会排斥应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森林是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旅游景观资源,森林乡村是乡村的重要类型,科学认识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首批3 947个国家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借助数理统计方法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国家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总体分布不均衡,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分界,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2） 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多核心集聚,连片分布”的特征,形成了太行山豫晋冀交接连片区、苏浙皖交接连片区及粤赣闽交接连片区3个辐射范围最广的高密度集中连片区。（3） 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森林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区位条件是影响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因素,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河网密布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以及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高、交通发达的地区。     

乡村旅游偏好差异测量研究:基于离散选择模型

消费者偏好分析是进行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的基础,本文运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分析旅游消费者在产品选择过程中,其个人特征及行为特征对某类旅游产品偏好的影响。通过大连乡村旅游消费者产品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消费者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偏好,会随着消费者个人特征和行为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MNL模型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乡村旅游者个人特征和行为特征与乡村旅游产品选择偏好之间的关系。     

转型期城市旅游经济时空变异及其异质性模拟——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

运用GIS技术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选取2001年、2005年和2010年3个时间断面数据,探讨了转型时期泛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集聚及异质性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基于半变异函数进行了空间异质性格局的模拟。结果表明：泛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集聚态势明显,人均入境旅游收入、人均旅游总收入及其增长空间格局集聚态势差异显著,以上海和南京为中心的集聚区表现异常凸显。同时,空间滞后模型检验发现,最小二乘法估计的F统计量均大于100,拟合优度在0．8以上,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残差通过1％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发展程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旅游经济中心的极核作用越来越显著。结构化梯度引起的关联效应呈现上升态势,控制旅游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促进了旅游经济的整体提升,随着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不断深入,异质性格局将呈现弱化态势。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战略路径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要求下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遵从制度、现实和实践三重逻辑,其总体逻辑是要实现绿色低碳的生态基底、创新驱动的智慧转型、精神传承的文化赋能、融合发展的产业优化,其发展瓶颈是产业要素难以向乡村流动和聚集,其取胜之道在于必须从产业要素集聚、产业发展特色、产品创新、资源有效利用、绿色发展、科技赋能、制度创新、人才培养、地方综合主体重构等方面着手,进行当代乡村地域主体再认识和乡村旅游发展地方综合主体内涵再建构,实现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新组合,打造富有地方感、独特性和生命力的乡村旅游产品,推进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湖南省女性村官为例

随着我国乡村旅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开发的组织机制问题越发引人关注，女性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女性村官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决策作用日渐显著。因此，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乡村旅游开发组织机制问题，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在改进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框架，以282位湖南女性村官的调查问卷为数据来源，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女性村官对于借助旅游开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参与行为意向较高；（2）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以及参政特征3个变量对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06、0.258和0.250，其中，主观规范影响最大；（3）女性村官参与旅游开发的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参政特征变量间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变得更为复杂，这与已有计划行为研究不同。     

基于扩展计划行为理论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研究——西安市上王村实证

乡村旅游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选择。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从众行为能够促进旅游地的规范化与规模化发展,但一味地盲从也必然会给旅游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理性对待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从众行为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本文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基本框架,引入精英影响感知和模糊情境感知两个变量,对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构建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行为态度、指令性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精英影响感知和模糊情境感知与从众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受教育水平对从众行为意向存在显著影响,且呈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从众行为意向越低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建议提升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发挥乡村旅游精英的信息传递与示范带动作用;落实政府的引导与监管职能;防范政府决策层的盲从行为。     

乡村旅游地农户福祉评价实证研究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影响农户福祉水平的重要因素。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方式,运用标准化合成福祉指数结合质性编码探讨皖南“川藏线”旅游发展后农户福祉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福祉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精神需求、健康与安全需求和基本物质需求,且各维度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旅游影响下,研究区域农户福祉水平在生计类型、群体和区域上存在差异,生计类型上表现为旅游主导型>个体经营主导型>外出务工型>农业主导型;群体上表现为参与旅游经营农户>非参与者;区域上青龙乡>蔡村镇>汀溪乡>方塘乡。经济、交通和主观感知是影响皖南“川藏线”农户福祉差异的主要因素,且这一过程存在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