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五通”作用机制分析

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特有机制应该是“五通”。文章以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为先导,在科学构建“五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利用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五通”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可以通过“五通”作用机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五通”分指标层面的作用机制看,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起到及时的促进作用,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促进作用还未显著呈现。第三,从基于分类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看,相比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五通”政策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的实践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洲,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非亚投行成员,中国对亚投行成员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     

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省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31个省市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政府不断出台各种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简化对外投资的审批标准和程序。中国自身独特的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可持续？在该疑问下,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制度环境,从31个省市层面2003-201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发,并结合投资自身的动态连续效应,采用系统GMM方法回归分析了两者间的关系。在考虑了投资自身的促进效应后,研究结果表明：（1）母国的制度因素仍将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比企业国有化程度的促进效应更强;（3）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因地区而异,作用大小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     

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在资金短缺与融资困难制约着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背景下,文章采用《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的微观数据集,首次考察了融资能力对我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信贷融资能够显著地促进我国的工业企业“走出去”,融资能力越强的工业企业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且越倾向于进行多次投资以及在多个国家进行投资.(2)与国有工业企业相比,民营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可能从融资支持中获益;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中,融资能力更有可能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发达且完善的国内融资体系对我国工业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体制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分析

文章基于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抑制作用。从东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和抑制作用。从中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对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西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均对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     

金融关系对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11-2014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关系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银行贷款与股权增发两个渠道来实现;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的金融关系能够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以金融关系为正式融资机制的补充,并完善正式融资机制,对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有重要意义。     

产业政策、创新与制造企业服务化——基于“中国制造2025”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运用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以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投资激励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同时，产业政策可能通过降低投资收益率抑制创新，进而阻碍制造企业服务化。上述结论不仅能够丰富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高管腐败、内部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存在增加投资谋取私利的动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行为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当考虑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内控控制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更谨慎地制定投资决策，因此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措施可以调节高管腐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抑制高管腐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总结出当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而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文章采用2005-2011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neighbor与kernel倾向分值匹配方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技术水平。考虑到投资区位及企业投资动态的差异,文章对境外投资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仅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而持续对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总结出当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而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政府干预是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

政府干预经常被视为推动和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力量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政府是否会有所选择地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呢?文章从制度理论的视角 ,基于2003-2013年沪深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 ,考察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和数量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即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企业 ,越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具有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2)政府会支持那些具有较高"营销资源"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投资额,即在营销资源丰富的企业中 ,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 ;(3)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政府主要是通过控制企业决策层和审批企业投资申请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文章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企业如何响应政府的"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人均GDP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净出口拉动当地人均GDP起到了促进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对外投资的主体是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而较少地受到政策性支持层面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这个结论在OLS、2SLS和SEM三种计量模型中均得到了支持。因此，在市场化进程加快的地区，企业自发地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经济水平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25个省份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最为明显.     

出口经验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究企业出口经验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模型表明,企业利用出口经验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门槛。利用2000—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发现：出口经验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概率,且在企业更加需要市场信息的场景中起作用：出口经验不仅能促进贸易型投资、研发型投资以及绿地投资,还能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排除了企业运输成本以及贸易风险规避的替代性假说后,可以认为出口经验通过缓解信息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为运用我国出口优势,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高对外开放韧性提供了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样本以及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跨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对制定更加明确且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跨国企业完善国际合作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政策选择

本文在分析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问题、产业政策的缺陷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制定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来促进制造业对外投资。     

“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中国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齐头并进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2004—2013年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集,研究"引进来"对中国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引进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溢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了内生性情况下都是成立的。进一步地,外资溢出对企业向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影响较强;对于商贸服务型、研究开发型、垂直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外商投资在直接促进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还通过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间接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结论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升级以及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