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与财政分担:基于激励相容的视角

本文以现行金融体系为背景,从激励相容的视角构建了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模型.结果显示:(1)财政的最优分担比例由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规避系数以及税率决定的;(2)最优的风险程度取决于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规避系数、单位方差、风险对收益的影响度以及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为控制金融风险,应采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按最优分担比例分担金融危机、提升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规避系数以及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等措施.     

植入"过度自信"因素的委托一代理合同研究

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但大量研究表明,双方参与人并非完全理性,最显著的非理性表现就是过度自信.本文将行为经济理论与委托一代理理论相结合,把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因素引入Holmstorm-Milgrom模型中,对代理人的参与约束条件进行了改进,建立了代理人过度自信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代理人的过度自信水平与代理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和努力成本以及外生不确定性因素有关,代理人适当过度自信将给委托-代理双方带来更高的收益.     

植入“过度自信”因素的委托-代理合同研究

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但大量研究表明,双方参与人并非完全理性,最显著的非理性表现就是过度自信。本文将行为经济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相结合,把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因素引入Holmstorm—Milgrom模型中,对代理人的参与约束条件进行了改进,建立了代理人过度自信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代理人的过度自信水平与代理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和努力成本以及外生不确定性因素有关,代理人适当过度自信将给委托-代理双方带来更高的收益。     

需求依赖销售努力情形下过度自信零售商的决策

研究了市场需求随机且受零售商努力行为因素影响的情形下过度自信零售商的决策问题。通过模型推导得到过度自信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和最优销售努力水平,讨论了过度自信零售商与理性零售商在最优订货量和最优销售努力水平上的偏差。通过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了零售商的过度自信水平对其最优订货量和最优销售努力水平的影响,对需求方差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分析了市场环境参数对零售商最优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零售商面临低收益市场环境或更高收益市场环境时,过度自信行为可促使零售商做出趋近于理性决策的选择。     

风险厌恶视阈下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决策模型研究

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是农民工和企业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借鉴行为经济学理论思想和博弈论,构建了提升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农民工和企业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最优努力水平和企业的最优奖励以及农民工和企业的最优期望收益,探讨了企业奖励水平对农民工提升职业能力决策的影响,农民工风险厌恶系数对农民工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和企业决策对农民工努力边际收益和成本的敏感性。研究表明:企业给农民工的奖励越高,越能激励农民工付出努力提高自身职业能力;农民工越厌恶风险,其努力水平越低,期望收益越低,即"高风险,高收入;低风险,低收入"。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服务人员激励机制研究

服务企业与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文章建立了服务人员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因素如服务人员的能力系数、努力成本系数、风险规避度、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对最优激励强度的影响,提出了服务企业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的政策和建议。     

服务商风险厌恶下研发外包中的最优客户参与激励

客户参与外包的研发项目能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的风险成本,从而激励服务商努力工作,但客户的参与是有成本的。针对客户如何实施最优参与激励问题,建立了客户参与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客户参与激励与收益共享激励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了服务商风险厌恶度对最优客户参与激励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客户参与度的增加,与之匹配的收益共享激励系数也应增加;服务商风险厌恶度与最优客户参与激励之间并非单调关系,当风险厌恶度较小时,两者正相关,而当风险厌恶度较大时,两者负相关;当服务商风险中性和完全风险厌恶时,客户都将不参与外包研发项目。     

自主创新企业纵向合作研发的利润分配——考虑补贴激励的演化博弈仿真研究

本文针对自主创新企业中新产品合作研发的利润分配问题,建立了考虑补贴激励的纵向合作研发利润分配的演化博弈模型,利用基于多代理人的模拟仿真方法分析了自主创新企业合作研发中企业平均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存在能够使合作企业双方都保持较高收益和合作率的最优补贴系数。最优补贴系数随着企业边际收益比的增大而增加并最终趋于稳定,被补贴企业的成本投入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力越大则最优补贴系数将越高。     

行为金融:过度自信与混合期望收益模型

本文以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为基础,研究了投资心理对证券期望收益的影响,并基于投资者的理性心理和过度自信心理建立了混合期望收益模型,证明了CAPM模型为混合期望收益模型的特殊模型,当不存在过度自信投资心理时,混合期望收益模型退化为CAPM模型.     

研发外包中价值不可验证的隐性知识共享激励

收益共享是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在研发外包中服务商隐性知识价值难以验证,收益共享难以实现。对此,建立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努力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模型的求解分析表明,当服务商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努力成本存在替代关系时,模型将回归于一般的单任务模型;当存在互补关系时,客户对显性知识的激励同样能激励隐性知识共享,且激励效果随互补性的增加而越发有效。此时,客户最优的显性知识共享激励系数与成本相关系数、隐性知识共享努力成本系数正相关,而与显性知识创造共享努力成本系数、服务商风险规避度、方差负相关。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企业环境保护投资规模优化的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以环保投资外部效益内化为前提,对企业优化环保投资规模进行综合评价与决策,以提高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激励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认为,在相关环境标准和法律约束的框架下,应该使用经济杠杆赋予企业一定的污染治理选择权,促使其综合考虑、权衡利弊,开拓和寻找既切合实际又具有良好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污染治理方案,环保投资活动才有经济基础,才有可持续的动力。     

Government incentive strategies and private capit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Shale gas development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vestments are uncertain and irreversible in the initial stage in China. Flexible incentive strategy is needed for governments to guide private capital participation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nalysis governments can use to encourage private investment in shale gas projects according to its plans in an extended real options framework. A social benefits variable is introduced to determine the threshold of social benefits that determin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choose a deferred or instant incentives strategy. By considering the efficiency factor, we show the optimal arrangements of two kinds of incentives: tax cuts and production subsidies, to implement incentive targe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urrent market demand and social benefits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government’s choice of incentive strategy. We also find that the optimal level of incentives, either tax cuts or production subsidies, are independent of current market demand and future market uncertainty under the delayed incentive strategy, but which affect the optimal level of incentives under the instant motivation strategy, and ignor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unpredictable random events on future market demand might lead to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incentives in this case.     

组合政策下双寡头企业绿色创新博弈分析

为研究政府组合政策对于绿色创新能力不同的寡头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在环境税税率和创新补贴额度不同的情境下,通过数值仿真模拟企业生产决策的动态选择过程。研究表明:高强度环境税制和高额的创新补贴极大地激励了两寡头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税一定时,补贴值到一定额度,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率先选择生产绿色产品,进一步提高时,创新能力弱的企业也将选择绿色生产。当环境税税率和补贴都比较低时,两类企业均选择生产普通产品,政府的宽松管控,低额补贴无法激起企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生产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额越高,或者消费者对于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不足时,需要政府的补贴力度越大。     

考虑控制权转移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机制研究

企业控制权是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的重要工具。从控制权转移激励与约束角度,构建了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中控制权转移激励与约束契约设计的两阶段模型,探讨了科技型小微企业投入的自身财富水平、投入风险项目的知识产权价值、努力水平、市场声誉、风险项目成功率、风险项目产出的变现性与可控性、风险项目运行的在职消费水平、风险投资者获取的剩余价值索取权、风险项目投资额度、风险监控成本、风险项目的战略收益、风险项目运行的私人收益与共享收益、科技型小微企业投入人力资本的专有性和专用性、风险投资者的投资专用性以及风险投资者风险规避程度等因素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定量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控制权转移的激励与约束契约设计机制,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投融资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排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合理改进累计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建立村民参与监督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进而得到使排污企业积极治理农村环境的约束条件。在综合考虑双方前景价值感知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治理补贴,构建环境补贴对排污企业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村民参与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前景价值感知与治理决策行为。解决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和排污企业前景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补贴下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村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构建我国农村环境多主体治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

预算软约束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因素,并影响经济转型期的政企、银企关系,而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企业还贷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而银行在衡量了政府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信贷违约的概率。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样本企业面板数据,以投资者关注为中介变量,揭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投资者关注发挥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企业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于一定门槛值时,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否则激励效果不显著;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重污染行业及2015年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激励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更理性地认识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益,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共同构建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