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奖代补”政策应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域的思考

自2004年我国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财政补贴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积极效果。然而,从补贴资金的效率看,现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仍有改进空间。"以奖代补"支持开展农产品保险政策,有利于提高经营激励效果、促进保险公司有效竞争,进而提高农业保险市场整体发展水平,更好地发挥补贴资金的激励作用和使用效果。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问题研究进展与展望

财政补贴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保障。自2004年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来,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问题逐步成为农业保险问题研究中的热点。本文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补贴效应、补贴规模、补贴方式及现行财政补贴机制下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方面归纳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研究未来应关注的主要问题。     

财政补贴对我国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2004年,中国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激励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参保决策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保费补贴激励和风险厌恶激励成为推动农户参保的主要因素。据此本文指出,提高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和设计符合农户需求的保险险种,能够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入发展。     

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比较与借鉴

由于农业保险的公共物品性质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本文对中外农业保险政府支持的方式、财政补贴标准、财政补贴层次、税收优惠政策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提出适合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黑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问题研究

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各国保护本国农业避免农业风险的主要做法,通过对国内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客观分析,探索符合黑龙江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做法。加强立法建立完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制度;通过合理的财政补贴制度调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散转移制度,增加农业保险公司抵抗巨灾的能力。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六种经营模式

1.“安信模式”。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实行“政府财政补贴、以险养险”模式,以开办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为主,上海市、区(县)两级财政对符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导向的种养业保险的农户投保时给予保费补贴,公司经营涉及整个“三农”,有财产、责任保险,农民人身意外和健康保险等业务,通过商业业务的收益来弥补种、养两业保险的亏损。在遇到特大灾害,公司通过巨灾再保险仍无法承担保险责任时,政府通过特殊救灾政策给予支持,但其他地区却很难复制,主要是因为上海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且农业占GDP的比重小,政府可…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农业保险发展路径的现实选择

农业保险的健康高效发展能有效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要完善农业保险范围和发展路径,提高农业保险效率,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和服务等创新。以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纽带,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建立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农业保险组织模式;通过开发区域产品和加强技术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保险公司外部环境、内生动力有效结合和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通过政府服务创新,建立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困境和出路——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它的实施效果受到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农户、保险公司和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农业保险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农业保险的保费分解与政府财政补贴方式选择

农业保险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的保费构成,农业保险的保费构成决定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方式选择.由于我国农业保险费率厘定没有完整考虑农业保险保费构成的所有要素,农业保险的实际费率远低于其精算费率,因此,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方式应由目前的单一保费补贴方式,转变为实行地区差异化和险种差异化保费补贴、分险种提供管理费用补贴和适度提供再保险补贴相结合的补贴方式.     

基于政府补贴与税收激励下的供应链协调研究

在随机市场需求受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影响下,企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要时刻关注环境问题,降低企业自身的碳排放量,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本文针对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下的供应链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分别在政府财政补贴激励下与无政府财政补贴激励下建立相应数学模型并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不仅能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最大化,而且也实现了供应链整体的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