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并且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农民增收。（2）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来看，均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但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3）从作用渠道来看，地区经济增长能够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3）从异质性检验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河西地区作用效果最强，陇南地区最弱。基于此，提出应加快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网络化、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成为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均存在着"U"型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U"型曲线的最低点之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当其跨越"U"型曲线的最低点之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化金融资源空间布局,加强跨区域合作,持续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竞争与农村产业融合

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势头强劲,随着数字金融普惠性的增强,其将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了农村产业融合进程;从具体业务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业务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支付业务次之,保险业务的推动作用最小。与此同时,传统金融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传统金融市场的竞争越激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越强。基于此,本文围绕如何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推动农村产业融合进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黑龙江省城乡收入的影响研究

黑龙江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经济。但黑龙江省目前仍存在金融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源多集中于城市地区,农民等弱势群体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制约了黑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解决黑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举措。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和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探索通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蕴藏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政策意蕴。本文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作用效果如何,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如何强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部署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绿色创新中介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3）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金融发展的稳步推进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4）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而绿色创新是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东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新业态，大幅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设计完整的检验策略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但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在分区域、分经济发展水平的检验中均成立，但缓解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发挥得更充分。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性和低成本的优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获得比城镇居民更高的增收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陕西省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将赋能于农村地区，使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更好地进入乡村、服务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发展面临着缺乏完善的治理机制、数字金融信任度低、金融风险挑战升级等现实窘境，严重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推广。文章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及制约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因素，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陕西省乡村振兴的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价值链的影响分析

农业生产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核心工作。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都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下农业价值链的完善。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下，农业价值链作为农业金融服务创新的重要领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章从农业发展的研究背景和影响因素出发，分析和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价值链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针对性策略，确保我国农业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化技术迅速发展下，中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推动乡村发展，为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出一份力。山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与农业大省，论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方面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测算了2011—2020年山东省16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并采用同期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建立相应的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在不同的互联网接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会有所变化，当互联网接入水平达到特定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会有小幅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与机制

广东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代表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广东省2011—2020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网络覆盖异质性，即在覆盖广度、欠发达地区和网络覆盖低水平地区更明显；（3）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须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提升省际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着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极，全面构建金融线上服务平台，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发挥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

本文基于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曲线,其拐点约出现在2016年。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高分位数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化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强于城镇,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比西部地区的"倒U型"拐点出现在更早时期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更高的位置,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拐点在样本期内尚未出现。本文的研究推动了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理解。     

大数据时代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研究

金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起着积极作用,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相符合。自我国推行普惠金融以来,由于传统金融机构自身的局限性,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面临困境。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分析了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探讨了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发展路径与政策建议,以期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打通了传统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和农村金融改革等诸多难题,使依托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成为可能。本文基于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视角,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效应重塑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基于平台经济发展特征,构建了成本更低且效率更高的农村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进而推动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化发展研究

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可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满足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对资金的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文章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了解到由于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较低、村民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有限、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政府和金融机构应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加快信用体系建设进度等方面着力改善，全面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发展的共享价值提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共享价值的提升,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基础,但仍存在阻碍,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已提升共享价值,需要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共享信用数据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注重数字金融安全以保护农村金融消费者。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建设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最大化释放农村生产力，鼓励创新进而激发农村经济建设活力。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障碍因素，如金融风险居高不下，普惠金融的定价模式导致逆向选择行为，许多金融机构难以触及广大的农村地区等。通过探究和借鉴日本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提出加快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对策：加强农村征信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必要可靠的数据资源，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