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主义视角下的东盟地区性国际机制

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影响了国际机制的变迁，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使得国际机制区域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中国参与的与东盟有关的地区性国际机制中，东亚机制和亚太机制是两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制。本文从东亚主义的视角，对机制背后的博弈进行比较，同时对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制度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RCEP将助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这对推动区域合作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必将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内激发更多内生动力,促进区域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中国—东盟合作奠定更强、更广、更深的基础。     

亚太自由贸易区对APEC机制化进程的影响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向2004 APEC领导人正式提交磋商亚太自由贸易协议(FTAAP)、筹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这对APEC合作机制带来机遇和挑战。本文在分析FTAAP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认为APEC方式本质上是东盟方式的扩大和延伸,在其合作初期发挥过作用。现在,东盟制度性一体化建设日益强化。在此背景下,APEC改革锋芒必须针对其非约束性机制,因此FTAAP本质上突破了APEC非约束性机制。目前需要加强FTAAP研究,中国应当考虑参与。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改善国际环境,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战略。     

东亚多边合作的战略前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东亚多边合作与中国对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亚合作因其背景和区域的特殊性,造成区域合作的局限性,概括起来说是全区域推进困难,公共品供应不足,大国领导缺位。东亚区域合作与欧盟不同,功能也不相同。这一地区广泛的区域合作更多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欧盟的合作始于50年代。东亚区域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各国的发展和竞争导致了地区合作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区域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使亚太地区成为一极,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下,亚太地区更显得突出。东亚区域合作有安全合作的要求,这一点与其他地区不同。亚太区域的特殊性决定了东亚合作必须走自己的路。     

亚太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东亚机制和亚太机制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区域内贸易指标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东亚机制下,"10+3"(EAFTA)和"10+6"(RCEP)内部的相互依赖程度更高;而在亚太机制下,随着TPP潜在成员的不断加入,区域内部贸易联系将会不断下降,并且日本的加入将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认为相较于亚太机制,东亚机制将是更优的选择。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开展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着力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以塑造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该秩序的特点是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秩序为核心,并带有大国协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元素。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制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该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凸显了地区秩序中的安全因素,提升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巩固了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战略举措增加了中国在亚太所承受的外交与安全压力,掣肘着东亚合作的发展,并加剧了地区秩序两极化的张力。与此同时,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地区事务中角色的恰当定位、安全牌的限度、如何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调节东亚秩序与亚太秩序的关系等问题上。展望未来的亚太新秩序,其塑造力量将更加多元,支撑机制会更加多样,秩序运行的规则将更多地带有亚洲的印记,太平洋两岸在该秩序中的地位亦将更加对称。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困境和制度重构

亚太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方面发展迟缓。近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核心的RCEP两大区域自贸区架构使亚太地区陷入“制度性分裂的状态”。这种局面非常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合作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对亚太地区进行开放与合作的制度性整合。     

亚太经济合作的理论模式

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和区域化同时发展的情况下,亚太区域合作设想纷纷出笼,但在人文地理和社会经济济情况十分复杂的这一地区,如何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中国参加亚太区域合作的目标选择

进入80年代后,与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简称全球化)发展同时,出现了强劲的区域一体化(简称区域化)的势头。欧洲统一大市场将于1992年底形成;美、加、墨三国8月12日就建立北美自出贸易区达成了协议;亚太区域合作也在引人注目地发展。 与中国紧密相关的亚太区域合作呈现多层次多方位发展的态势。这里既有协调全区域合作的论坛式机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也有官方的正在成为区域合作组织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既有全区域合作构想,也有次区域合作计划或组织,如东盟(ASEAN)和东亚经济集团。那么,中国应当如何选择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目标呢?     

APEC与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并存与发展--东亚与美国的博弈分析

本文在分析东亚和美国对待APEC与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态度的基础上,通过简化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关系,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两个主体为了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应对发展两种合作组织表现出的态度和策略,揭示了APEC与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存发展的原因,对未来两种合作形式的发展关系进行了预测。     

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几点思考

因东亚地区区情复杂,加上构建东亚共同体也是一个复杂的艰巨工程,有关各方在参与范围、对象等问题上存有分歧,为此东亚共同体建设只能是区域合作的长远目标。从发展趋势看,10+3应该成为共同体的基础,中日韩应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与区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协调也至关重要。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合作：朝向共同体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主要靠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则落后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仅靠市场推动的经济一体化是脆弱的,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地区才能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迅速建立起“10 3”的合作机制,在加强金融领域合作的同时,也不断拓展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并逐步确立了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长远奋斗目标。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东亚地区的合作步伐明显加快。尽管目前离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还很遥远,但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已不可逆转,各种形式的合作努力将最终推动长远目标的实现。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日本的实践及其启示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是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理论新视角。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各具形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这成为日本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实现自身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途径之一。在日本国内,功能性合作被普遍视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和关键内容,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则是开展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方式。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亚洲各国既要珍惜传统友谊、政策宣示的积极作用,也要通过制度性建设和功能性的外溢、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以及相互利益的交换和妥协等方式给予刚性支撑。在当下的东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联合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开展功能性合作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政策选择。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二战后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积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以共同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趋势对东亚货币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东亚国家在金融领域暴露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要求加强东亚货币合作。鉴于亚洲地区政治经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整个亚洲的金融合作条件远未成熟,但东亚地区的经济往来密切,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本文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可能的路径和前景进行分析,并对中国的参与提出建议。     

中日在东亚货币领域的博弈与竞争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之间逐渐形成"强—强"并列的格局,这一格局对双方在东亚货币领域的合作产生重要影响。中日双方都有意争夺区域货币主导权,彼此的博弈与竞争引人注目;同时,中日双方都有着各自的缺陷并面临一些共同的困难。避免恶性竞争和"零和博弈",实现"合作中的竞争"是中日双方的最佳选择。中日双方应将中日东亚货币合作化成中日合作的纽带和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平台,化解双方的不信任,并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     

日本的中亚能源战略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能源合作

中亚的政治和经济正处于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困境之中,寻找共同的战略利益与新的合作领域成为维护和巩固中亚政治与安全稳定的重要课题。日本重视同中亚的能源合作是其亚太外交战略的综合战略选择,其意义和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何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继续推进区域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积极寻求中日两国共同参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不仅有利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有利于构筑和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选择探析

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纷纷认识到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以增强抵御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而美元区和欧元区的相继建立既验证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增强了东亚各国成功合作的信心。文章从合作的背景和动因,实际进展情况和最终目标,以及面临的困难这三个方面分析讨论了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加坡在合作中可扮演的角色。     

东亚货币合作研究文献综述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助推了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进程。本文详细梳理了东亚货币合作研究的线索,明确了东亚货币合作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从货币竞争和锚货币选择这个思路考察区域内核心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在汇率协调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并对东亚汇率协调机制进行重估。同时,还需在新形势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中国如何参与东亚货币合作以促进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为进一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     

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兼论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对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迅速推进了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不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既有的合作框架或机制(如CMI等)未能发挥作用,各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关合作的分歧也在明显增大,东亚货币合作遭遇了重大挫折。文章指出东亚货币合作本身存在的固有矛盾或问题如对现行美元体制的依赖等,是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长期性因素,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地区在整体上不具备推进货币合作深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开展应该在整体层面上巩固和扩大既有成果的同时,在具备条件的局部地区推进货币合作的深化发展。在这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采取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     

Empirical study on intra-regional bond investment: an application to East Asia

Since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has been one of the central pillars of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with concerted efforts made by the East Asian economies to integrate regional bond markets. As a result, aggregate intra-regional bond investment expanded from US$49.56 billion in 2003 to US$352.18 billion in 201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attern and determinants of intra-regional bond investment in East Asia. We analyse regional foreign holdings of long-term and short-term bonds in eight East Asian economies. Bond market size turns out to be the main concern of regional foreign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East Asian long-term bond markets. This analysis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bond issuance and bond yield volatility in attracting regional foreign short-term bond investment. Therefore, initiatives to improve regional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may be crucial to stimulating intra-regional bond investment and in turn enhance East Asian financial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