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以2002～2019年为样本区间测度中国经济金融化，并实证分析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只有位于合理阈值时，经济金融化才能最大限度地与实体经济相匹配，达到增长效应的最大化；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具有时变特征，其中短期冲击影响更明显。因此，必须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控经济金融化的“度”,提升经济实体化的“质”,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银行竞争如何影响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基于市场规模结构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BvD亚太企业分析数据库2007—2013年江苏省中小企业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银行业竞争程度与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市场规模结构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结构是影响银行业竞争程度与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当大银行机构数量在信贷市场中占主导时，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随银行业竞争程度单调递增；当小银行机构数量在信贷市场中占主导时，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与市场竞争程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现有关于银行业竞争程度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而对于市场规模结构这一关键因素的忽视可能是造成已有研究存在较大分歧的重要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研究

近些年,我国虚拟经济领域的规模不断壮大,日益呈现出扩张的态势。与此同时,金融化的倾向也愈发强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然而,这种发展也导致了产业空洞化现象日益严重,实体经济增长显得乏力,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情况。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际,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路径,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促使金融行业更加高效地为实体经济扩张助力。数字普惠金融的崛起为此提供了难得机遇,促使经济脱虚向实。然而学界尚缺乏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鉴于此,在深入研究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PVAR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但均呈现出正向影响趋势;在对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实体经济在短期内并未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甚至产生了抑制作用。最后,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性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金融化进程具有特殊性,同时股市与实体经济存在着不显著的线性关系,但是这都并没有改变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平行发展的特性,即经济金融化发展和实体经济增长在宏观上的联系是显著的。     

浅析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

银行业在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发挥金融核心作用中担负着重要角色。但是，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其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是刻不容缓。为此，央行在2010年工作会议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切实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使用包含二次项的非线性多元回归模型,对中国的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意在用中国数据再次检验Greenwood-Jovanovich(GJ)假说的可信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这与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也呈倒U型关系相一致,但是经济增长会减少收入不平等,而通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且通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远大于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山西的案例分析

长期以来，银行业都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因此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力度，优化信贷结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山西省银行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省信贷投放对人均财富和财政收入有较大的提升，同时也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山西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有效利用金融服务业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建立中国式产业体系，要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的关系。一方面，反对经济“脱实向虚”，要把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基础，认清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金融服务业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分析我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四个方面，提出利用金融服务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式和建议。     

甘肃省酒泉市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协调性研究

本文从全国、全省及酒泉金融信贷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关系入手,对比分析了酒泉经济增长的信贷支持度与全国、全省的差距,并采用相关分析法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量化分析了金融信贷与经济增长依存关系、金融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产出效益。通过研究分析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金融业良性互动的重点所在。     

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升的保证。基于2011~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探究金融科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出现金融抑制问题,阻碍经济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限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科技会抑制经济发展,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科技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作用增强。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业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家庭部门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对转型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8个转型国家1999～2009年的数据,对企业和家庭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对家庭信贷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与企业信贷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不同,这些转型国家家庭信贷的扩张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作用。家庭信贷主要通过经常项目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信贷微调 楼市分不到羹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负面效应向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扩散，成员国经济全面下滑，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升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信贷投放偏快……为了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保持信贷和投资的合理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增强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提高贷款，银行多次上浮贷款利率。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具生产的OLG理论及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具生产的OLG理论以及我国2001—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差分GMM和LSDVC回归方法,从整体和区域的角度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滞后的非线性效应,即滞后的倒U型相关关系,这说明可以通过适度调控金融发展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2）在东北和西南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表明东北和西南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且更易出现“资金空转”问题。     

中国二元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本文用修正后的AK模型建立经济增长与二元金融市场(信贷市场、股票市场)之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1994-2004年共11年的季度资料,探讨我国金融发展中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途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信贷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效应;股票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则不显著。     

金融开放、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

从金融开放对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复杂影响角度出发，探讨扩大金融开放程度是否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发现：（1）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金融开放存在一个最佳的限度；（2）在金融开放作用于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提升我国金融发展质量，进而循序渐进推进金融开放，重视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意义重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动态解析

以强可持续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并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对中国1981—2014年间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进行动态解析。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环境损耗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转轨视角下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机制分析

中国经济处于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之间的关系比成熟经济体复杂。文章研究发现在样本区间内，中国经济增长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两者的影响机理并不一样。随着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不良贷款开始增加，信贷系统性风险上升。故中国压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降低经济增长对信贷资金的依赖。同时，商业银行压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权力制衡，保证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并且信贷投放压与经济周期保持适当距离。     

中国银行系统改革的直接效果

本文研究银行系统改革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银行系统改革用利率控制、最小准备金要求和直接信贷计划等金融抑制政策来度量。本文用4×4向量自回归(VAR)系统直接考察银行系统发展、股票市场发展、经济增长和银行系统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系统改革(金融抑制的减弱)、银行系统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链。银行系统改革与直接信贷计划通过扩大银行系统发展的规模来促进银行系统的发展,银行系统的发展又通过提高银行系统金融中介的活动强度来促进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银行系统的发展、银行系统改革之间都没有因果关系,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至多是非常弱的。不同的金融中介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关系。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效果不显著,单个金融抑制政策——直接信贷计划——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也不显著。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弱相关性及其启示

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前者对后者具有推进作用，而这种推进作用的具体体现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从二十几年来的实测数据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弱，总体上可用帕特里克的“供给导向”型界定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性质，其意味着我国金融发展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效率将会推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模型的中国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分析

考虑中国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基于新增长理论,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纬度,兼顾人力资本、政府行为与对外开放等因素,对2003-2010年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呈现显著的空间地理特征,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溢出作用,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溢出效应又存在差异。依据此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差异特征,中央政府应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制度支持。二是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作用,其中银行业的溢出作用最为明显。三是人力资本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极为重要,地方政府应在发展教育上下大功夫,培养人才,留住人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