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改革的核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

印度独立以后的历届政府在关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探索,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拉奥时期才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印度国情的道路。印度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适当兼顾社会公平的经济改革才是符合印度现实国情的有效的改革。社会公平只能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     

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公共支出的均衡激励机制

本文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构建了财政结构方程均衡激励模型。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在我国确实存在着替代关系,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激励是这种替代关系存在的决定因素,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存在均衡激励机制,但中国的均衡激励机制不健全。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明晰各类公共支出的属性,规范各自职能,确保各类支出按属性规定的功能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扩大中间收入阶层的力量,尊重纳税人的声音,建立公共支出民主投票政治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公共支出均衡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     

社会资本影响东亚经济增长吗?——兼与西方经济体比较的视角

“东亚奇迹”、“东亚模式”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肯定,在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外,是否还存在着社会资本因素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运用了东亚十一个国家和西方经济体十个国家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在不同经济体中作用程度的差异,最后文章就东亚国家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抚养费政策的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之辩

运用对比分析方式从社会公平与经济公平角度对社会抚养费的相关政策制度以及实际工作进行分析,并以研究结论为基础,探索社会抚养费相关政策改革中如何确定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取舍之道,以求社会抚养费政策更加公平。     

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

根据边际效用理论,通过比较私人资本与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部分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率,可以判断公共支出配置结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通过选取1995~2006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还没有显现;公共支出项目在短期内对提高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是有益的,但在形成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以及改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条件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长期机制方面还不够。     

对东亚经济增长中技术因素的思考

东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西方国家60、70年代的水平不相上下，当然与西方国家目前的水平（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说美国目前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7．0％）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也决不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零或者很低。而且从时间的纵向比较也可以看出...     

东亚和拉美外汇储备累积的实证比较研究

通过对东亚和拉美的外汇储备累积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全球产业转移所导致的贸易规模扩大和经常帐户盈余积累等实际因素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结论.东亚比拉美有更多外汇储备的原因是两个地区发展模式的差异所致.东亚依附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战略不仅能够增加出口,且获得经常帐户盈余的稳定性也要强于拉美.但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外汇储备积累上却表现出了一定的预防性动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日益严重,粗放型增长方式也越来越难以为续。要以充分就业和公平分配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两方面担负着重任.2007年财政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财政支出.本文基于2007-2011年全国30个处于不同区域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随区域的不同而不同,文章对现实情况和原因也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

由克鲁格曼挑起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热烈讨论。国内许多研究试图沿用克鲁格曼的立论所依据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对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对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本文力求通过对有关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发展和理论基础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经验的回顾,来论证克鲁格曼当年挑起这场争论的出发点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存在误解,在经济学理论方法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因此,我们不应该以克鲁格曼的方法和立论为依据,继续宣传与此有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在对克鲁格曼挑起的这场争论的回顾中,总结了几点对中国未来发展有意义的结论。     

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协调过程中的微观主体伦理道德行为探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是一对难以磨合的矛盾。传统观点认为，在促进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协调发展中，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微观主体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前提是，一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二要有道德责任感。     

经济增长与中拉贸易合作

近年来，中国和拉关地区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本文介绍了中拉贸易现状及贸易基础，重点对经济增长和中拉贸易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归宿机制研究——兼论中国公共支出均等化的政策选择

在一个公私混合经济中,公共支出归宿必须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具体而言,生产性公共支出更多地归宿于资源禀赋丰裕的富裕人群;社会性支出基于群众呼声和政府社会公平目标而大多归宿于贫困群体;在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前提下,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得到了更多的公共支出,如果政府考虑群体呼声和社会公平,则贫困人口得到公共支出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财政制度特征,利用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表明,理论模型的三个命题在中国是成立的。建议建立完备的公共支出归宿机制,以均衡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