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清代生息银两制度考论之一

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清代生息银两制度考论之一张建辉一生息银两是清王朝的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制度，也是清代官款生息的一个表现方式。①它的运行与官田地租、商品流通、金融周转、工矿交通等社会生产领域关系甚为密切，又为皇室机构、各级政府衙门和八旗绿...     

清代的牙商及其经营特点

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商人可以划分为行商、坐贾和牙商三个层次。牙商是清代商人群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沟通行商和坐贾的一类特殊的居间商人,但目前对这类商人的经营状况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本文主要探讨了清代牙商的类别划分,牙商群体的构成及牙佣状况,牙商的职能和作用,以及牙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业务的发展变化等内容,反映了清代牙商的经营和发展特点。     

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

(一) 雍正对于“生息银两”制度的大加整顿和大幅度地调整政策,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3,《内务府、恤赏》条登载:“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发内库银九十万两生息,所得利银赏给八旗并内府三旗官员兵丁,以济婚丧之用”;钦此。钦遵。“议定:此项银按一分生息,所得息银,八旗满洲、蒙古,每旗每月预领银一千两,备婚丧恩赏之用。用过数目,于次月咨府,再按用过之数补给。”有些研究雍正问题的师友,对于雍正在元年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评价较低,认为“这是临时性的补助,对八旗生活所助有限。”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商业与公益之间:清代民间公项经费存典生息研究

存典生息是清代民间公项经费保值增值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不同于纯粹的商业化运作,这种经费的存典生息并非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第一目标,而是以资金安全为首要考量,且受市场因素影响往往相对较小,主要表现在:一是其利率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二是其往往带有强制性;三是其商业风险相对较小。清代民间公项经费的存典生息,较好地实现了商业与公益的结合,既体现了典当业对社会公益的责任和义务,也彰显了政府和社会对公益事业的保护和支持。士绅、典当商、政府的协力合作为有清一代民间公益经费保障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清代北部边疆榷关税收分配考察——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

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同属清代户部管辖的榷关,是清代北部边疆商贸流通的关节点.该文主要对此三关实征关税之分配作出相关梳理,指出三者在税收分配方面的特点及存在的差异性,并就其对于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出相关评价.     

商丘"商·火"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商丘是商人、商业、商文化和商朝的发祥地.王亥曾在此进行商贸活动,被尊为"华商祖先",商汤在此创建了商王朝,故有"华商之都"之称.同时,商丘也是火的发源地,有"火都"之称.在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背景下.利用"商、火"文化来打造商丘"商都"和"火都"旅游品牌有丰厚的资源和迫切的要求.     

清代四川的榷关

榷关,即历代关市之征,是封建政府的主要抑商手段和重要财源。清代前期,由于实行“诱而征之”的方针,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恢复发展,中期以后,关务腐败,吏治不修,榷关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 本文试对清代四川榷关制度略作考察,以期加深对于商品经济兴衰原因的了解。     

北路贸易中的旅蒙商与旅俄商(1727-1911)

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在清代北路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往的文献通常把“俄蒙商人”作为一个商人群体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尽管贸易主体相近,但两者大相径庭,因而旅蒙商与旅俄商应视作不同的商人群体。文章仔细梳理了1727年至1911年间,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在交易程序、交易方式、商品种类及交易公平性上的异同。以“第一大旅蒙商号”大盛魁为切入点,考察了旅蒙商与旅俄商在外蒙及俄国的经济行为,进一步深入剖析两大商人群体的经济活动对当地商品、货币流通产生的深刻影响,并指出清政府的边疆政策是导致两大商人群体贸易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     

水与城:堤防视野下的清代襄阳地方社会——以樊城石堤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襄阳米公祠石苑内所藏的清代水利碑刻为基本史料,结合明清襄阳方志等,梳理清代襄阳樊城石堤的修筑过程,分析该石堤经费的来源与经营管理,兼述厘金征收的发端,并以此窥视该地区堤防事业建设的方式与清代襄阳地方社会。笔者发现,在樊城石堤的建筑与缮护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士绅为主持者与组织者,然囿于国家没有专项堤费支款,该堤防经费来源依赖当地会馆、商民等的筹捐,呈现出清代襄阳地方政府官员、士绅、会馆客商与民众的协作与冲突。厘金制度正式确立后,绅、商借拨厘金扩建樊城石堤,显示该地区堤防事业中,商、民力量不容小觑,樊城石堤实为民堤。质言之,城市公共堤防工程之樊城石堤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堤防事业的介入与民间力量的自我运作,"国家内在于社会",二者同构水利事业,此为城市水利史研究的一种阐释路径。     

清代晋商的股俸制

清中叶以来,晋商在商号、票号中盛行着一种股俸制。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晋商的资本集中和改善经营管理,均起了一定作用。本文试就这一制度的内容、由来、作用作一探讨。 晋商的股俸,又称股分。股俸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一万银两不等,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商号或票号的资本,只得利息,不参加分红,也不能随意抽取。所谓银股,即财东投入商号或票号的资本;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俸,按股额参加分红。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清代地方吏役工食银考论

清初雇役制逐步取代徭役征发，伴随着额设工食银实施与取缔的反复，地方各级衙门吏役工食银数额亦基本趋同，均以年六两为基本尺度，至多在特殊情况下或高或低小有浮动。清代地方吏役工食银虽然长时期按照一定标准发放，但其象征意义越来越取代了实际价值，成为不健全的地方财政制度的牺牲品，反过来进一步促成了清代地方财政系统的紊乱。     

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

本文首先以汉口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为例,指出清代汉口的商人会馆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获取组织模式的建构过程。各商人群体的同乡意识与地域文化特征与清代汉口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义,从而塑造出新的、变化了的会馆组织形式。根据其内部权力运作、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汉口的商人会馆可以划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行业型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的构成

清代前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沿海地区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靠田地耕作难以为生的困境,加上海外贸易获利丰厚的吸引,社会各阶层都积极投身到海外贸易中,即使在海禁时期也以走私形式进行。本文对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人的构成做些具体的分析,以窥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之情景。     

清代“发冢”犯罪类型研究——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清代《刑案汇览》之发冢案例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形形色色,包括毁损尸体的行为、不当的丧葬行为、破坏风水的行为、破坏棺椁的行为和从死者身上不义获利的行为,绝非盗墓这一种犯罪行为所能涵盖。因此,"发冢"并不等同于"盗墓"。清代刑律对不同类型的"发冢"均科以重刑,反映出中国古人"慎终追远"、"视死如生"的文化观念。     

商人群体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郊商为例

在中国的社会中商人阶层一直是被忽略的群体,但是翻开历史的记载,每一个时代的商人阶层却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着丝般的密切联系。本文就是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的郊商为例。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人群体所建设的社会贸易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商人阶层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海西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商人群体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郊商为例

在中国的社会中商人阶层一直是被忽略的群体,但是翻开历史的记载,每一个时代的商人阶层却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着丝般的密切联系.本文就是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的郊商为例,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人群体所建设的社会贸易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商人阶层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海西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清代海外贸易的经营与利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解除海禁,设立海关,允许商人出洋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海关贸易规模之巨、出洋商人数量之多,都超越前代。过去治清代海外贸易史的学者,多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外部状况。然而,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否,同其内部结构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本文力图探讨清代海外贸易经营方式和利润分配的特点,以便了解海外贸易的全貌。 一 清代海外贸易具有如下四种经营方式: 其一是自船自营型的。船长不仅拥有船舶,而且置货亲自出洋,实现贸易和运输一条龙。由于总投资额颇大,船长不是富家巨室,也须倾注家业,造船置货。他们的商船通常只能是中小型船只,而且出洋时仍然招揽其他客货。清初去日本贸易的船长有些就是这种情况。 其二是委托经营型。那些身份显贵、家财殷富的“有力之户”往往不亲自出洋,而是充当船舶主人和货物投资者,委托他人担任船长出洋营运。接受委托的船长,通常是投资者的亲戚或手下心腹。不少办铜官商则是请富有经验的行商出任船长。既然是代理人,船长就必须管理投资者的货物,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销售。船长从利润中抽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收入。 其三是租贷经营型。“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即他年厌倦不     

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的漕粮截拨

作为"天庾正供",清代漕粮例不它用。然而自康、雍之后,清代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漕粮截拨,或截留地方,或调拨他处,由此漕粮除了运至京、通各仓供朝廷消费之外,日益用于他途,用于社会,或充实地方仓储,或用于地方兵饷,或用于赈灾平粜,漕粮截拨成为了朝廷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政府有效地利用了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在漕运这项经济活动中,一定程度地达成其制衡社会的政治目的,以缓和、调解漕运这一国家事务给社会带来的沉重压力。     

清代乾隆年间两广盐法改埠归纲考论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两广总督孙士毅上奏清廷，建议"省河盐务令众商各出已资通力合作"。①）次年，新任总督福康安泰上《筹办省河盐务事宜折》，依孙土毅之建议，提出"改埠归纲"的具体方案，获允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式设立纲局，两广食盐运销自始"改埠归纲"。此事被后代学人称为"清代广东盐务改革的一大关键"，②"明显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股份商业色彩"。③笔者新近翻检广东地方文献时，发现了二些有关这一改革的资料，故不揣浅陋，拟就此制度改变的实际运作规定和实施这一制度的深层原因作一简略讨论，以就教于方家。一清代…     

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戴一峰有清一代，同安隶属于福建泉州府，其辖地相当广大，包括今天的同安县、厦门岛（清代为嘉禾里和安仁里）、金门岛（清代为翔风里）和龙海县一部分（清代的积善里）。当其时，同安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散布海外各地，尤以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