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嵌入位置测度、影响因素及攀升策略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UIBE GVC-ADB MRIO数据库贸易流分解数据,对2007—2020年60个国家(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并构建营商环境、要素质量和创新能力3组综合指数,实证检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的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较低,但嵌入位置尚可,金融、电信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营商环境、要素质量能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创新能力能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据此,提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策略。     

研发双循环溢出、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技术跃迁——来自2008—2020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制度质量如何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

随着服务领域成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点,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构建制度质量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理论机制,以全球61国跨国面板样本实证检验了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质量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显著正相关,且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此外,研发支出、产业结构与信息基础设施在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全面开放新格局背景下提出优化制度供给、打造高质量营商制度环境等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建议.     

发明人才跨国流动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行业异质性效应及其战略含义

全球范围内的发明人才流动对各国不同行业研发和生产分工进行了重构，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为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探讨发明人才跨国流动是否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其可能的内在机制，利用2000—2014年PATSTAT数据和WIOD数据对世界各国(地区)技术异质性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全球范围内，发明人才流入和流出均促进了高、中高和中低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降低了低技术行业间接附加值出口份额，推动其优化调整；(2)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分解发现，受发明人才跨国双向流动影响，高技术和中高技术行业进口中间产品依赖缓解是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主要机制，中低技术行业形成国内中间产品替代国外中间产品的攀升机制，低技术行业表现出行业内部的自我优化；(3)中高、中低技术行业发明人才流入和流出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经济危机对高技术行业发明人才流动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合作更密切的国家(如欧盟成员国)之间发明人才跨国双向流动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改善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中国异质性行业吸引人才和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2010～2022年41类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动态面板、两步中介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替换测算方式及数据缩尾处理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第一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无显著作用,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直接促进效应;相比内陆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配置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统筹数字“基建+服务”战略布局、构建数字“攻坚+超前”创新生态、重塑数字“城市+产业”联动网络、建立健全“贸易+产权”政策支持机制,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提供新思路。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特质、机理、异质性、滞后性与动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逐渐减弱的滞后性；(2)从时间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渐减弱；(3)从地区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提出进一步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缩小不同地区间技术差距等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WIO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和年鉴数据,经验分析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对工薪差距的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在全球价值链与工薪差距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会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提高又会扩大工薪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展混合贸易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开展一种贸易方式的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提升不影响工薪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低技能劳动人力资本水平,增加高技能劳动供给,将缩小工薪差距重点放在提高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水平上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与增加值贸易*——WTO对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

国际贸易的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使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无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下一国的实际贸易利得。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评估加入WTO对于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以及关境统计下WTO贸易促进作用与真实状况的偏离。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总体上,中国加入WTO显著促进其增加值出口,但关境统计明显高估了WTO贸易促进作用。（2）分行业看,WTO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加入WTO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制造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却抑制了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出口。（3）进一步研究发现,关境统计数据对于WTO贸易促进作用的高估问题仅存在于制造业,对于农林牧渔业等其他三个行业反而存在低估问题。     

同业业务发展能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吗*

本文采用Tobit面板模型，选取了2005—2013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同业业务发展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笔者通过随机前沿法（SFA）估计出银行的成本效率和盈利效率。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银行发展同业业务对成本效率和盈利效率都有提升，但在不同时期和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影响效果存在差异。2005—2009年，无论是同业资产或同业负债业务对银行成本效率、盈利效率的提升作用都有限。2010年之后，同业负债对银行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作用。不同规模的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对效率的影响也不同。大型银行在2009年前后同业业务的发展对效率提升起到了较大的贡献作用。中小型商业银行在2005—2009年，无论是同业资产或同业负债业务都对银行成本效率、盈利效率提升作用有限。而在2010年之后，同业负债业务显著提高了银行的效率。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的涌现

新冠疫情引发了全球价值链（GVC）的破坏性结构重构，增强系统应对未来突发事件冲击的韧性成为重构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以松散耦合理论为基础，聚焦分析GVC结构形态及其与系统韧性的联动，识别GVC以结构重构来提升系统韧性进而响应突发事件冲击的演化模式，对GVC松散耦合结构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产生响应性演化的机制做出理论性解释。本文基于现实GVC系统结构正在发生破坏性重构的判断，在提炼“系统结构重构+系统韧性提升”共演模式的同时，指明GVC的未来高级存在形态是更具韧性的商业生态系统。为加速此类新型GVC的构建，本研究对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典型结构特征进行了剖析，以阐释其涌现过程及其长期性，识别出具体的涌现路径，并依此为中国企业和政府携手推进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涌现提供借鉴与实践指导。     

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并购知识技术密集、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战略性新兴企业,是传统企业借助外生力量促进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传统企业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特征在于双方所属产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由此体现出转型升级的特殊并购动因。本文将传统企业在战略性新兴标的业务方面创新能力的改变称为并购的转型升级效果。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出影响并购转型升级效果的主要因素,分析了传统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融资水平、并购的渐进市场化制度环境对并购转型升级效果的影响机理,并利用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事件,构建有序响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适配性、传统企业的外源融资水平对其通过并购促进自身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作用。在跨区域并购中,双方经营所在地的制度距离对并购的转型升级效果有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如何发挥并购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兼论经济一体化的联合空间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以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得出：①从总体看,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着力点,并通过促进创新人才集聚间接提升创新效率,但同时因创新人才集聚的挤出效应引致邻近区域创新效率损失;②分区域看,外围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强于中心城市,但中心城市因创新人才集聚存在创新外溢效应,因此营商环境优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③经济一体化战略放大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京津冀经济圈,即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增强,且创新挤出效应也转为创新溢出效应。鉴于此,提出应通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差异化设计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加强中心城市强强联合等策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同时,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降低交易成本的机理研究*

产权能否降低交易成本与产权可分性下的不同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的适应性水平密切相关。以此为基本思路，本文以产权的可分性为切入点，对产权结构和制度环境进行了类型划分，并深入探究了产权结构、制度环境、交易成本间适应性下运行的一般机理。由此说明，产权结构、制度环境的优化均可降低交易成本，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匹配度越高，交易成本降低越多。政府失灵型等六种产权结构类型与负国家环境水平指数型等六种制度环境类型的具体匹配，可以更好地探究出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深度匹配降低交易成本的路径。     

我国传统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社会责任还是商业驱动*

传统银行往往被认为不适合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商业银行进入到了这一领域。本文基于2007—2014年手工收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面板数据，从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和服务提供两个方面，采用实证方法探究了我国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的动机。本文发现，除银监会政策外，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均与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业务的深度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自身的股权性质和所在省份的经济文化特征同样与银行的参与程度显著相关。本文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中量化分析的不足，并对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制定政策以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具有建设性意义。     

如何有效削减政府债务：保增长、调结构与稳金融

本文基于41个国家2001-201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稳定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助于政府债务削减,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金融波动不仅对政府债务削减不利,还会通过边际效应削弱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政府债务削减中的积极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在实践中,为有效削减政府债务,必须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双措并举,特别是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实现金融稳定和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     

高铁开通能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吗？ ——基于288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8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构建了2014—2020年我国288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营商软环境指数、营商硬环境指数，并匹配2013—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开通高铁数据，运用倍差法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有效改善了城市营商环境、营商软环境、营商硬环境，这一结论在进行选取最近港口距离与省份层面开通高铁数量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调节作用机制显示，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了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的正向关系，而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推动了营商环境优化动因以及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赋能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 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