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贫困问题的思考——以泰安市农民工为例

目前,农民工仍是不容忽视的弱势群体,此群体的贫困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对此群体的贫困问题的研究不容忽视.农民工的贫困与其他群体的贫困不尽相同,有能力的原因也有制度排斥的因素.现在农民工的贫困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主要是能力的缺乏和获取资源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应从社会政策和农民工自身努力两方面使农民工摆脱贫困.     

城市农民工的制度性贫困

本文试图从贫困根源这一视角来探讨农民工问题。首先用发展经济学中贫困的定义分析了城市农民工的贫困，然后论证了转轨经济中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根源在于制度性贫困。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消除和改善城市农民工面临的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中存在的障碍与缺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脱贫。     

城市农民工的制度性贫困

本文试图从贫困根源这一视角来探讨农民工问题。首先用发展经济学中贫困的定义分析了城市农民工的贫困,然后论证了转轨经济中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根源在于制度性贫困。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消除和改善城市农民工面临的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中存在的障碍与缺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脱贫。     

文化断裂视角下农民工贫困原因透析

目前人们主要从经济、能力和权利三方面定义和衡量贫困.在人们对贫困成因的阐释中,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因素各有侧重,但文化因素同样是农民工贫困的深层原因.逐步培养和加强农民工的团结组织能力,大力发展相关教育事业,改变文化观念,提高农民工对政策或制度制定的参与和影响能力,以此来培育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和"造血"功能,有利于其获得资源和机会,从而走出贫困.     

我国农民工权利贫困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权利贫困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一个缩影。这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运行系统有关,还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息息相关,而这一切源于＂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其中这些制度具有关联性,使农民工深陷＂制度性贫困陷阱＂中。对此就农民工的兴起,并对权利贫困进行分析,进一步采用阿马蒂亚.森的权力方法和可行能力进行探讨,再此基础上给出建议和对策。     

促进灵活就业减少城市贫困

发展灵活就业有助于消除城市贫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就业竞争压力大,以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贫困群体难以在正规部门中找到合适的岗位。对该群体而言,缓解贫困的有效选择之一是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依靠自身的努力创造就业机会,获得自我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代际传递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主要表现在群体素质、价值观念和职业选择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观方面主要是"贫困代际传递"所造成的;客观方面则主要是源于中国新老农民工所遇到的相同境遇。要解决此问题,一要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加培训和职业教育,阻断这种"贫困代际传递";二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改善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     

城市化、不均等与贫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结构转型与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贫困人口数的下降和不均等现象的上升,城市化无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化对地区间、城乡间的不均等以及城市和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城市化能有效减少农村和农民工的贫困,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城市劳动力市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与城市贫困正相关,关键原因在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失效.提出一个对农民工没有歧视的、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组合可以构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双赢策略.     

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研究

探究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分异结构,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维度出发,构建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综合评价体系,并借助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和Arc GIS地理信息软件,测算出环京津贫困带的三维度系统空间分异地图,分析结果发现:环京津贫困带27个县的空间贫困分异显著;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系统的贫困叠加会削弱或加重综合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精准扶贫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调控策略。     

基于分工与交易费用角度的经济贫困解析

贫困狭义的本质是经济贫困,而经济贫困主要是收入水平较低,在农村主要是因为分工不足,生产率低。文章从经济分工理论分析了贫困的本质,验证了分工水平对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和市场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提出我国农村从交通运输、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三方面来投资建设进而促进农业产业分工的可行性及对策措施。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贫困线设定及其调整是否合理、贫困发生率是否可以跨时跨地比较,这是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归纳了因计算方案和贫困线调整导致贫困发生率不可比的主要问题,包括由于消费支出定义外延不一致、调查回顾期限不一致、地区差异、时点不同等,相应地总结梳理了目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类似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贫困线测定方法研究

马丁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贫困线测定方法 ,依据马丁法可科学测定食物贫困线、非食物贫困线、低贫困线和高贫困线。     

我国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探析

光伏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效尝试。鉴于光伏扶贫对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需求,在我国贫困地区推广、实施光伏扶贫任务艰巨,应探讨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开展光伏扶贫机制模式研究,分析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围绕资金、政策、监管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什么引致了农村居民贫困风险——来自贫困脆弱性测度和分解的证据

对贫困风险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更具前瞻性地推进精准扶贫。采用CLDS数据测度了表征贫困风险的贫困脆弱性,采用基于R²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了引致因素及贡献度,并运用Order Probit模型考察了贫困脆弱的转换动因。研究发现,个体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从事非农工作、迁移,以及家庭获得融资都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但父辈劣势的代际传递会提升贫困脆弱性;个体在教育、非农就业以及健康方面的差异对贫困脆弱性贡献最大;有9%和24%的个体分别经历过持续性脆弱和暂时性脆弱,健康冲击是导致转换到（或持续陷入）贫困脆弱的重要原因。因此,系统性的扶贫策略需要在当前促进贫困群体的非农就业,并持续通过教育和健康扶贫来阻断贫困陷阱。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对我国政府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效率的分析

回顾了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及扶贫资金的配置与管理,分析了我国政府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的绩效,指出,要提高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必须优化扶贫资金的投入结构、合理确定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模式、减少周转环节、降低资金渗漏、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机制.     

和谐社会构建中反贫困"双轨制"模式的并轨研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可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反贫困是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但中国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相当艰巨.尤其是反贫困政策中的"双轨制"模式既凸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绩效的局限性,又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时代性课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城乡反贫困模式的并轨.     

抉择公平: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

中国的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关系到抉择公平.确立客观的贫困标准,是抉择公平的前提;有效的扶贫投入是抉择公平的基础;而抉择公平的实现,则有赖于贫困标准与扶贫投入的和谐.在现有贫困标准下,政府的扶贫投入应首先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应解决贫困人口受教育、培训等根本性脱贫问题,最后再解决贫困人口普遍福利的问题,从而实现抉择公平.     

试用马克思贫困理论分析我国贫困问题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依据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制度决定、技术基础和表现形态等三个层面,并结合我国二十多年扶贫的实践,分析当前贫困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提出进一步加快有效反贫困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