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目录(总第十二期至十五期,作者后之数表示期·页)

宗法公社管探歙县唐模衬许1;jlj祠文:挎研究“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跋秦以前中目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初步估计试论贝币的职能与殷商时期的商品经济西汉时期闽越吐会经济的探索从秦简看战国时期秦国保护人力的措施试论西汉徭役制度的特点总 论先秦,秦汉 魏晋隋唐五代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论唐代方镇“进奉”东晋南朝地方财政收支述论店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化论鲜卑拓跋部曲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唐代西州均田制的实际授田标准考关于唐代杂徭的几个问题密五代时门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宋 元泰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     

广州“十八甫”的原意是什么?——对《广州“十八甫”原是十八座村庄》一文的商榷

本刊1985年第4期刊登了张寿祺同志《广州“十八甫刀原是十八座村庄》一文。张文认为广州地区“甫”音等字是古南越方言“村”字的意思。王一洲同志通过对历史地理方面的考证,表示不能同意张的意见。为鼓励百家争鸣,繁荣学术讨论,本期特发表王一洲同志的文章,以供读者研究。     

《新唐书·食货志》有关井盐记载释疑——兼与古贺登氏商榷

(一) 《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载云: “有唐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 此书修成整整九百年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唐代史研究会发起人古贺登先生,在《续唐代井盐考——再论新唐书食货志中有关井盐的记载》一文中,对以上引文的可靠性提出了异议,其要旨为:“黔州在开元二十一年前属于江南道管辖,后来成了黔中道首府,在整个唐代从未属于山南西道”;“位于剑南道西南端的巂州,不可能属于山南西道”;“新唐志记载着贞元、元和时的情况”,所记井数“与唐代的可以信凭的《通典》所记载的九十一口盐井的数字差距相当大”;认为“新唐志的作者显然不是把可靠的唐代记录作为依据而写成”,“是完全不可信的”,“我可以断定当时不可能有六百四十个盐井”;并且进而推论道:     

社会主义不存在“私人劳动” 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私人劳动”——与孙恒志、马宇撑同志商榷

<正> 孙恒志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私人劳动范畴》(《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个别劳动还表现着私人劳动的特征,或者说,还存在着私人劳动的范畴。”马宇撑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个人劳动不是“私人劳动”》(《经济研究》1979年第12期)一文中对孙恒志的上述观     

关于汉代居延官吏同官异俸的问题

居延汉简的不少材料，反映了在汉代居延官吏中存在着同官异俸的现象。这个问题已引起史学界的注意，有的学者认为，同官异俸“当非同时之制度，或有加俸夹杂其中，亦未可知”①。关于“加俸”，迄今在居延汉简中尚未发见证据。至于“当非同时之制度”的看法，从常理上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居延汉简跨越的年代较长，其间官俸难免发生或高或低的变化。然而，居延汉简的有些记载，却使这个解释遇到了困难。例如：建昭三年五月丁亥朔己丑尉史弘付不侵候长政／候君临E．P．T51：234，《居延新简》（下简称《新简》）192—193页在这枚汉简中记…     

补充

我刊2009年第5期第80页《高科技创业企业纵向搜索分析》一文，补充“基金项目：武汉市晨光计划（200850731381）”。     

唐代的度支使与支度使——新版《旧唐书》校勘记之一

(一) 度支使是唐代中央政府的财政长官。《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掌财赋者,世有人焉。开元已前,事归尚书省,开元已后,权移他官,由是有……度支盐铁转运使……。”度支、盐铁、转运三使,有时一人兼领,有时二人分领:一人为度支使(或称“判度支”),另一人为盐铁、转运使。     

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

史学界对唐代两税法的内容争论较多,有的主张两税即户税,有的主张两税不仅包括户税,而且也包括地税,而多数同志同意后一种说法。户等的存在,使人们对两税法的内容看法不一,引起争论。在两税法实施不久,户等制很快受到破坏,两税征收的依据,不再是户等,而是田亩了。这时的两税完全变成了田亩税,即原来的“田亩之税”按田亩征收,原来按户等征收的税钱也按田亩征收了。所以,关于两税法内容的争论,只不过是两税法实施初期,户等存在的条件下,两税是否包括“田亩之税”的争论而已。     

试论唐代均田制下永业田的不必还授——兼与孙天福等同志商榷

唐代均田制下永业田应否还授,是唐代均田制研究中的新问题。去年,孙天富同志就撰文力证:无论是依唐田令规定,还是依敦煌户籍所见,永业田都在还授之列(孙天富《唐代均田制下的永业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笔者以为,孙天富等同志所论甚为新颖,但论据不足,难以服人。爰作商榷文章于次,以期将讨论引向深入。     

“六五”时期广州宏观经济失控了吗?——与张宏基、刘永杰同志商榷

《广州研究》1986年第9期发表了张宏基、刘永杰两同志《对广州“六五”期间宏观控制存在问题的剖析》(下简称《剖析》)一文,文中提出了广州“六五”投资、消     

唐前期“轻税”制度初探

史界对唐前期赋税的研究多集中于租庸户税、地税等主要税收上,而对于在岭南及蕃胡内附州实行的轻税制则极少注意,甚至多有误解。轻税是唐前期赋税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理解轻税,就不可能全面了解租庸调制,也不可能正确理解唐前期的赋税体系。有鉴于此,笔者草就此篇小文,力图对唐前期轻税的性质、内容做一较为详细的探讨。 唐前期有两种轻税,其一为客户之税,二为内附者之税。客户之轻税始于开元中,持续时间很短。《旧唐书》卷一〇五《宇文融传》云: 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 这种轻税的数量及用途,《唐会要》卷八五“逃户”门记载云: 岁终,得客户钱百万,一时进入宫中。 “客户钱”即客户的轻税钱,它作为羡余被纳入宫中支用,后来又被用来补充常平仓本钱。这种轻税是宇文融括户后对客户的暂行税法,在财政上的意义不大。本文所讨论的是第二种轻税,即蕃胡夷獠内附者的轻税。     

谈谈“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与陈昕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1982年第8期载陈昕同志《马克思并没有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结合在一起》一文(以下简称《陈文》),正确地指出把“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连在一起讲的是斯大林。但是作者认为斯大林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本文谈点不同看法,和陈昕同志商榷.     

“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辨——与黄今言同志商榷

黄今言同志的《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认为西汉文帝时期,不存在着“十余年不收田租”的事实.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本文拟提出自己的粗浅意见,以请教于黄今言同志.《汉书·食货志》云:“上(文帝)复从其(晁错)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黄文对这段文字解释云:“文帝十三年(前167),下令免除当年的田租,其后实行的是‘什五税一’.过了十三岁,至‘景帝二年’(前155),便由‘什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至于所谓的“令民半出田租’,是针对文帝第十三年后存在‘什五税一’的租率来讲的.”     

也谈“钱重物轻”──《中晚唐“钱重物轻”试探》读后

也谈“钱重物轻”──《中晚唐“钱重物轻”试探》读后韩国磐最近，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１９９５年第５期中，看到薛平拴《中晚唐“钱重物轻”试探》（以下简称《试探》）一文。“钱重物轻”或言“钱重货轻”是个老问题，以前对此讨论很多，现在又见这样文章...     

建立“农村金融学”还是“农业信贷管理学”

《农村金融研究》1981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探讨创立“农村金融学”的刍议》一文(以下简称《刍议》),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这就是要不要创立“农村金融学”?“农村金融学”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是什么?最近一些兄弟院校编写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学“讲义”或“提纲”也谈到这些问题。通过对《刍议》和有关教材的学习,对自己启发教育很大;但同时也感到有些问题还值得商榷。本着“百家争鸣”的精     

关于价值规律的一点浅见——与王永治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刊登了王永治同志写的《批判“四人帮”在价值规律上制造的谬论》一文,剖析和批判了“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的一系列谬论。与此同时,我认为王永治同志在文章中表述的一些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不能把“价值决定”直接等同于“价值规律”——和宋养琰同志商榷

读了宋养琰同志在《经济研究》1978年第11期发表的《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总劳动分配和生产中的调节作用》一文之后,很受启发。但同时也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商榷。宋养琰同志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说: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     

答余上同志的质疑

<正> (一) 余上同志在《技术经济》1987年第6期上撰文,对本人发表于该刊1986年第4期上题为:《技术经济学还应发展成为“经济的技术方案学”》一文提出质疑,读后颇受启发,但对其观点却不敢苟同。看来我们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不同意我的下述观点:即技术经济作为“技术的经济效果学”已不能满足实践需要了,还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经济的技术方案学”。他尤其不同意我把“发展”二字用于学科本身,他认为之所以出现“技术经济学目前即为技术的经济效果学”这样一种“错误印象”是由于存在客观原因(专业设计人员和技术经济工作者互不通对     

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与丁学良等同志商榷

<正> 对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论,大致可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抽象劳动是指“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它形成价值。是价值实体,因此,这一范畴体现特定的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不是“永恒的范畴”。现在许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注释书,大多持这种观点。《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彭迪先同志的《马克思论抽象劳动》一文(以下简称彭文)对这种观点作了较详细的阐述。《经济研究》1980年第8期有林同志的文章,第11期王干一同志的文章,也属这种观点。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抽象劳动是指产品或商品的劳动中,撇开各种具体形态而剩下的东西(或又称之为“一般人类劳动”,“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人类劳动的等同性”……等     

对《<资本论>在我国翻译出版四十周年》一文的几点意见

《经济研究》1978年第12期发表的胡培兆同志所写《<资本论>在我国翻译出版40周年》一文,我有下面几点不同看法。一、《资本论》的入门书,我国最早是在哪一年才有的呢?胡培兆同志认为:“1922年就有《资本论入门》翻译出版”。作者注明这个材料来源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杨威理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出版》一文,杨文是这样说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在广州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截至1922年9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等3种。”对引用这个材料,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商榷的。其一、这个“人民出版社”不在广州而是在上海。当时所以在图书上印有“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是为了避免反动政府的迫害而写为“广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