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值理论的陇南市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为了克服传统生态足迹法在不同功能土地进行统一换算时产生的较大偏差,采用能值—生态足迹方法对2005~2015年陇南市生态足迹进行动态分析,从而科学评价该地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005~2015年陇南市人均生态足迹从1.827hm2增加到3.111hm2,呈波动上升趋势,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波动起伏状态,略有下降,生态系统由生态盈余转向生态赤字,陇南市生态系统由可持续发展向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     

基于生态足迹综合法的三峡库区生态赤字估算研究

由于原有生态足迹综合法在运用时,忽视了森林生态承载潜力,故通过全国森林平均吸碳水平来提供一个参数(0.91)作为化石能源用地的产量因子。对库区生态供需平衡关系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三峡库区2012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653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是0.977hm2/人,生态足迹是其生态承载力的1.63倍左右,分析表明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存在生态赤字问题,建议三峡库区应走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对镇江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

文章选取镇江市为研究对象,借助生态足迹模型,首次对镇江市2008—2017年生态足迹核算分析,判断镇江市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分析结果表明,2008—2017年生态足迹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08年的3.0380hm2/cap增加到2017年的5.0214hm2/cap,增幅为65.29%;生态承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0.2951hm2/cap下降到2017年的0.2872hm2/cap,降幅为2.68%,最终产生了生态赤字,表现为区域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为此,文章提出以下转变发展方式,即:实现产业转型、引进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发展循环经济;以及优化土地结构等政策性建议。     

甘肃省生态足迹发展趋势及影响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动态的均衡因子,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甘肃省2000—2009年10年来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实证研究,并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分析了甘肃省生态足迹动态变化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2000—2009年甘肃省人均生态足迹由1.611hm2增加到2.182hm2(见图2),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则由1.180hm2逐年减少到1.106hm2,表明生态足迹(即生态承载力需求)与生态承载力供给呈反向发展趋势(见图2),且生态赤字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可见甘肃省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而影响甘肃省生态足迹变化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通过分析其影响因子从而为制定甘肃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煤炭型矿业城市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协调性评价——以淮南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定量分析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和变化趋势,揭示经济发展因子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对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4年,淮南市整体呈现生态承载力略有下降,生态足迹、生态赤字加剧上升的趋势;万元GDP所消耗的生态足迹波动性下降,资源利用效益逐渐提高;生态足迹和经济发展的变化速率剪刀差从0.001增长到0.66,两者变化速率的分异性显著,生态足迹增长速率有所降低,生态足迹产生的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不断减轻;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其中2005-2008年属于快速增长期,2009-2014年属于曲折增长期,协调度从极度失调衰退转变为中级协调发展;GDP、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均与生态足迹显著相关。最后,对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促进淮南市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清水江流域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分异及耦合模式

研究清水江流域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分异及耦合发展模式,可为岩溶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模型对清水江流域2012-2016年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水平、分异状态及耦合模式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级协调”4个阶段,耦合演进呈现“拮抗—磨合—高水平耦合”模式,当前城市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中级协调生态滞后状态;3个小城市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异显著,其中福泉市综合水平较优、凯里市居中、都匀市滞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生态经济系统优质协调发展优化对策。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武汉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文章运用生态足迹理论和模型,对2002—2007年武汉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计算。结果表明武汉市的生态系统处于过度开发之中,全市年人均生态足迹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远大于年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增长,资源的消费严重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生态资源压力巨大,表明武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性的状态。针对目前的情况,文章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人们行为观念等实现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株潭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实证研究——以株洲市为例

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通过文献统计和多层次综合指标评价法,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五个层面构建了适合长株潭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株洲市为例对其2008-2014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评价结果显示：①2008年—2014年,株洲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平稳增长趋势,由2008年的23.25增加到2014年的75.34,年均增幅21.64%;②2008年—2014年,株洲市生态人居评价指数增幅最高（30.58%）,生态制度评价指数增幅次之（30.36%）,增幅小于20%的依次是生态文化评价指数（19.60%）、生态经济评价指数（18.29%）以及生态环境评价指数（15.17%）。     

新疆能源消费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计算了新疆生态足迹总量,然后逐步分析了生态足迹总量与能源消费及其构成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结果表明:1988年至2010年生态足迹、能源消费及其构成都呈上升趋势,生态足迹与能源消费、煤炭消费、石油消费之间呈线性曲线关系,而天然气消费与生态足迹之间呈现"N"型曲线,并且处于上升阶段。     

中部六省耕地生态足迹动态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文章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中部六省耕地生态足迹演化趋势,利用SPSS 26.0探讨了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山西等四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波动上升,湖北等两省相对稳定。河南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山西呈波动下降趋势,安徽等四省相对稳定。河南等五省耕地资源呈现可持续利用状态,山西则为不可持续状态。中部六省耕地生态足迹变化驱动力和演变趋势存在差异,江西和山西呈现增长-下降-增长的态势,湖南、湖北和河南呈现增长-下降态势。通过提高耕地产出能力、优化配置耕地资源、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利于实现耕地可持续性利用。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为探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找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探讨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且省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的特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成为影响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     

基于生态足迹的新疆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生态足迹计算模型,以新疆2006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新疆2005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新疆人均生态足迹已远远超过其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较严重,区域生态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减少生态赤字的对策。     

福建省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研究

采用IPCC计算方法,定量分析了2005-2014年福建省能源消费碳足迹及其生态压力的变化,并就碳足迹生态压力与人均GDP进行脱钩分析。结果显示：该期间福建省能源碳足迹从6452050.50hm2增加至13607640.16hm2,增加了110.90%,整体是迅速上升的趋势。从能源碳足迹结构比例来看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生态压力也保持增长趋势,增长2.11倍。碳足迹生态压力与人均GDP之间主要呈现弱脱钩的关系,对此提出了合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等对策建议。     

汾河流域碳平衡分区时空演变趋势

开展流域尺度的碳平衡计量分析对促进区域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核算2000—2017年汾河流域的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与碳吸收生态承载系数,进行碳平衡分区。结果表明：流域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出中间高、南北两侧低的格局,流域碳吸收强度与此相反;汾河流域的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与碳吸收生态承载系数总体上均呈现下降的趋势;汾河流域碳平衡整体上呈现出中间差、南北两侧好的空间格局,汾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整体良好,为汾河流域主要的碳汇功能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县市,碳平衡普遍较差;经济发展较弱的县市,碳平衡普遍较好,汾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不协调。     

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动态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各行业发展提出挑战。山西省作为能源大省，控碳、减碳势在必行，研究山西省旅游业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动态关系，对于山西省乃至全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意义重大。对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旅游碳承载力测度,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山西省2000—2020年旅游碳足迹和旅游碳承载力动态关系，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相关建议。研究表明，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人均旅游碳足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山西省旅游碳承载力总体上升但人均旅游碳承载力波动下降；山西省旅游碳足迹与旅游碳承载力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9年受新冠影响二者之间的协调度水平下降。     

基于生态足迹的天津市可持续发展动态研究

通过对天津市2006—2015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市的生态足迹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状态基本吻合,但是多年来的生态赤字表明天津市发展一直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虽然资源利用水平一直在提升,且在“十二五”期间,资源需求与供给的不协调状态有所缓和,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控制城市人口增速;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协调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分配和塑造居民环保价值观念都是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构建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沙市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在2011—2019年耦合协调关系以及演变过程,利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其2020—2023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模拟。研究结果发现,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高于生态环境水平;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均分布在0.8~1,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趋于上升发展状况,且到2016年已经达到初级协调状态,但是距离优质协调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2020—2023年长沙市智慧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预计将呈稳步上升趋势。未来,长沙市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基于资源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与产业生态经济

资源与生态问题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转型期,主体功能区与资源承载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石,产业生态经济是解决资源稀缺问题以及经济与环境冲突的根本途径。将传统的线性生产方式转变为网络型可循环产业组织,传统的产业集聚转变为产业生态化集聚战略,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乡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以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包含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人口在内的指标体系，共选取了18项指标，以2010—2014年的指标变量为观察值，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长塘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果显示：长塘镇2010—2014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逐年提升，综合得分从–17.18到16.85，增长了1.98倍。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速度排序为：社会>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表明了长塘镇近五年来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