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空间聚集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生态环境较脆弱的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空间聚集分布特征及规律进行研究,以期对陕北地区完善乡村聚落功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文章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判别其空间分布类型,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分析空间集聚分布规律。[结果]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整体趋于集聚分布,且都表现出带状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和川台地后缘及坡麓,沿河流分布特征明显。[结论]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包含以米脂县、绥德县、子洲和佳县为主的榆林市密集区和以宝塔区、子长和延长为主的延安市密集区;从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整体分布来看,北部榆林市乡村聚落密度明显大于南部延安市乡村聚落密度,且形成了绥德县和宝塔区为中心的人口密集区;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可分为无定河下游地区、以窑洞为主要居住形式的黄土沟壑区和黄土沟壑区与风沙区的交界过度地带3个区域。     

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探讨乡村聚落空间形成与演变机理、内涵及分类,系统梳理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的进展,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研究方法：文献调研法。研究结果：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乡村聚落空间形成与演变机理的研究较为薄弱,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内涵尚未统一,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及研究范式探讨尚显不足,行为主体对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机制研究亟待开拓,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政策应用相对薄弱。研究结论：未来应开展乡村聚落空间概念、分类与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及其研究范式,加强行为主体对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机制研究,拓展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成果的政策应用。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互动关系的历史轨迹

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结果。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渔猎采集与聚落形成、种植业发展与早期城镇形成、近代工业结构形成与城市发展、新中国重工业基地建设与城镇体系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与城镇体系调整等阶段来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互动特征。吸取历史经验,对于当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简介

正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兴林教授所著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于2017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凡分七章:"先秦两汉时期的农具体系""牛耕的起源和汉代的牛耕""农田形态和作亩形式""农田灌溉和水利技术""作物品种的演变与时空分布""粮食的储存和消费过程中的粮罐""乡村聚落和农民的生活"。作者从"三农"理念出发,着眼于古代农业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认识,以考古发现的实物     

曲周县盐碱地改良区农村聚落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位于盐碱地改良区的曲周县1973—2016年农村聚落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方法:景观格局指数、GIS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研究结果:农村聚落面积上升、人均面积下降、形状更加规则、规模之间差距减小,但近15年来出现面积增长速度加快、零散农村聚落增多的现象;不同乡镇农村聚落演变具有区域差异性;耕地、城镇、河流、道路在空间上对农村聚落演变具有驱动作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科技化水平以及农业生产规模是影响聚落演变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结论:作为综合功能承载体的农村聚落的发展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土地利用规划等工作中,要依据农村聚落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因地制宜开展相关工作。     

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江西省乡村聚落发展及演变现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并从乡村聚落发展优化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对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情况以乡村聚落密度、乡村规模以及人口密度进行空间等级划分,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江西省市域和县域内的乡村聚落在乡村规模、人口密度以及聚落分布密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且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江西省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包含宜春市、萍乡市和上饶市大部分县域的北部密集区,主要为北部赣江流域下游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地区,抚州市南部和赣州市大部分区域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较小; (2)江西省乡村聚落在空间上整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3)其乡村规模较大的聚落多分布在上饶、赣州、九江和宜春等地,反映出江西省丘陵区和山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较大。     

中国城市农产品零售市场变迁及其对农户的影响

本文根据各阶段零售主体的不同，将20年来中国城市农产品零售部门的演变大致分为3个时期：国营菜场时期、农贸市场以及超市出现生鲜经营并迅速发展时期，分别阐述了各时期不同的采购体系，重点探讨了新兴零售业态——超市的现代化采购体系及其给中国小规模农户生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聚落转化为农村社区研究——以山西省阳泉市后沟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聚落发展演变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部分农村聚落依靠有利位置迅速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农村聚落利用自身特色,使原有聚落景观转化为农村社区。居民始终都是村落发展和保护的核心,我们将在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以住宅建设为主导的聚落振兴方法的利弊。     

桂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

[目的]由于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加剧并面临重构,研究桂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为丰富乡村聚落的市域空间格局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对广西乡村发展和乡村聚落的转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方法]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及GIS空间分析方法,以2001年、2006年、2011年、2016年为时间节点,对表征乡村聚落空间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进行测算与分析,通过对比分析确定桂北地区近15年乡村聚落在空间上的演变特征。[结果](1) 2001—2016年桂北地区乡村聚落分布密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下降遵循"由西向东"的规律,即西部地区分布密度先下降,继而中部地区下降,最后是东部地区分布密度下降;(2)聚落的分布特点由全区域范围内规模分布趋向于集中分布,最终呈"C"状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即桂林和贺州两市。[结论]桂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存在聚落密度依然较大、乡村建设"重西部,轻东部"、演化周期长的问题。基于此提出优化策略:优化桂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密度升"级";加强"C"区建设;优先建设小城镇,促进就地城镇化。     

陕北农户耕地利用方式的演变与反思

陕北农户耕地利用方式经历了生态环境初步恶化、加剧恶化和改善等三个阶段,每一个演变阶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农业经营管理制度有关。优化陕北农户耕地利用方式必须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耕地集约农业、注重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培育、加快城镇化进程等方面着力。本文分析建国以来陕北农村土地利用方式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寻求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态改善双赢的陕北农村土地利用新方式的对策。     

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农业经济探究——以连云港孔望山墓地农业考古研究为例

农业经济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对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581—907 AD是我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关键时期,江苏淮北地区又地处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地带,研究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可以透视隋唐社会的发展演化状况。本文基于连云港孔望山墓地的农业考古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探究了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延续了自大汶口早期（6300—5600 BP）就形成的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形成了“稻、粟、黍、小麦、大麦、大豆”六种作物共同种植的农业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水稻、小麦和粟的种植在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中位居主要位置,而大麦、黍和大豆作物的种植仅位居次要位置。隋唐时期的气候变暖、均田制度的实施、田制与赋役制度的调整是促使江苏淮北地区农业经济繁荣发展并延续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的主要因素。而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作物产量本身的差异是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先民选择以水稻、小麦和粟为主要作物进行种植的原因。本文为探究历史时期社会演变、形成与发展过程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芦山地震灾区乡村重建聚落的生态治理特殊性研究

"4.20"芦山地震既对芦山灾区造成了人员与财产损失,也给灾区乡村重建聚落的生态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本文在对地震灾区乡村聚落受损情况做简要评估的基础上,分析了灾后乡村重建聚落生态治理的特殊性,提出了从重建规划、产业发展、防灾预警体系建设、聚落人口管理、民众参与等五个角度进行乡村重建聚落生态治理的对策建议。     

陕西省旅游镇分类与特色优势研究

文章在分析旅游镇的概念与梳理国内外旅游镇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旅游镇发展现状的普查结果,将陕西省旅游镇划分山水自然景观类、历史遗址与特色聚落类(含建筑)、特色农业类、社会风情类、红色旅游类及现代康体类等6个主类,并对陕西省旅游镇的功能分区与特色优势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不仅旅游镇资源丰富、类型多样,而且资源在功能分区与组合上形成了明显的地域分异(陕北红色旅游镇特色发展区、关中平原休闲农业与社会风情旅游镇特色发展区、关中平原历史遗址与特色聚落旅游镇特色发展区、秦岭自然生态旅游镇特色区、陕南秦巴汉水风情旅游镇特色区、陕南历史遗址与特色聚落旅游镇特色发展区、陕南休闲农业旅游镇特色发展区)。研究结果有利于预测旅游镇发展方向,并对陕西省旅游镇开发、规划及保护提供决策依据,促进旅游镇持续健康发展。     

美丽乡村背景下浙江省乡村聚落空间特征及格局优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科学辨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格局优化路径,对于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浙江省各地市乡村聚落空间特征进行探讨,并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乡村聚落格局进行优化。[结果]浙江省各地市乡村聚落数量较低,聚落面积均较低,浙江省乡村聚落分布均较为集聚,离散程度较低。浙江省各地市平均斑块面积较大,乡村聚落斑块面积差别较小,整体破碎化程度较低,聚落布局较为合理、规则。基于美丽乡村视角,将浙江省乡村聚落格局优化分为城镇转化型、重点发展型、保留发展型、迁移废弃型等4种类型,其中,城镇转化型优化思路主要是将聚落逐渐纳入城镇管理体系。重点发展型优化思路是逐步完善其基础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保留发展型优化思路是通过聚落用地整治建设内部挖潜来调整布局,提升聚落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迁移废弃型优化布局思路为采用一次性或分期搬迁的策略,将聚落整体迁移至周边或就近中心城镇或中心聚落。[结论]通过对浙江省乡村聚落进行格局优化,可以为聚落空间重构建设提供参考。     

加快陕北城镇化和城镇建设规划的思考和建议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南起延安，北至榆林，辖地范围达8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煤、油、气、盐等矿藏资源富集区。根据资源分布，已规划了榆神、榆横煤化学工业区、府谷火电工业区、鱼米绥盐化学工业区、靖定天然气化工区及延安石油化工区等多个产业区。基地北部以煤化工产业为主体，南部以石油化工产业为主体，随着产业发展，榆林、延安两大中心城市将成为我国重要的煤化工城市和石油化工城市。基地南北的两大工业城市的不同产业特征和布置格局已基本形成。随着陕北能源化工产业的崛起，基地区域的城镇化建设应围绕榆林、延安这两个中心城市，合理布点，加快规划建设。     

东晋南朝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

东晋南朝乡村社会在重新整合的基础上 ,乡村基层组织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本文在对此时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存在状况、沿袭及其变迁进行辨析后认为 ,东晋时期乡级基层组织是确实存在的 ,但《宋书·百官志》中记载的乡村组织系统明显带有理想化的成分 ,同时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里、村并行现象。“村”在三国时期见于史籍之后 ,经历了一个由聚落—一般社会组织—地方基层组织的演变过程。村作为正式的被官方承认并在村中设置村吏的乡村组织 ,应该在南朝 ,特别是齐、梁之后。     

武汉市多中心发展格局演变研究

城市中心体系的发育状况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体城市的运行发展。多中心城市的发展格局研究对城市的空间可持续发展具有科学引导意义。本文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武汉的多中心网络发展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武汉市多中心网络发展迅速,各中心间已形成紧密的网络状关联,且主中心发展动力强劲,但网络内中心节点间中心性不均衡。最后,从提升与优化网络系统的角度出发为促进武汉多中心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发展实践与政策变迁

研究目的:剖析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机制。研究方法:采用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归纳法,从纵向层级和地方多元创新、部门横向协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社会、政治生态背景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及其政策演变经历了6个阶段,不同时期政策驱动力和政策目标有差别。(2)经济利益和社会矛盾打破了原有封闭性政策的平衡,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政策创新促使形成新的政策均衡,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扩大新政策的均衡效应,两条路径往复循环促进新的政策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与政策执行效果也深刻影响政策进程。研究结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趋势,该政策体系的形成理性、有序,演变路径科学,在多方主体的多重博弈下,按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有规律、有节奏地逐步调整,持续推进。     

传统乡村聚落空间设计的继承与发扬——评《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的传承与再造研究》

正经历了40余年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着眼于挖掘传统乡村聚落空间设计的核心价值。看似随机、散落的传统乡村聚落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对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类型的提炼及人文内涵的审视对当前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留住乡愁"的迫切需要。现代生活方式对建筑的空间结构、公共区域的功能和基础配套设施的要求都发生了变化,     

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农业组织模式初探——以郑州地区为例

居于中原腹地的郑州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之一,仰韶文化中晚期是该区聚落与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发展并开启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揭示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对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郑州地区10处遗址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和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发现粟黍旱作农业是该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生业经济的主体,野生植物资源已属零星采集的范畴。成熟的定居农业社会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且不同地貌单元遗址间具有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平原地区,大型遗址的农业可能属于“自产自消（消费）”的运行模式,但不排除与区域内其他农业聚落进行农作物贸易交流的可能性;在台塬地区,农业生产很可能集中于中小遗址,大型遗址不会或仅有限地进行农耕,其消费的作物可能大多属于“外部供给”得来。这些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以及作物流通与再分配活动,既表明大型聚落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又反映区域内聚落的功能分化和交流网络的形成,为人群和聚落间等级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促使仰韶中晚期郑州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原早期国家的最终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