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区(FTA)促进了进口贸易吗——基于PPML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5年185个双边贸易伙伴面板数据和拓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进口贸易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TA显著提高了双边进口贸易,其贸易增长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经济体和工业制成品中更大。研究结论为中国FTA的双赢特征和未来FTA缔约对象选择提供实证依据。     

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正中国和智利于2005年11月18日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于2006年10月1日启动实施。该协定是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国家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中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虽然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第一个国家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国内对于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的贸易效应以及中智产品贸易结构的研究很有限,大部分还是对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评价及展望。鉴于此,本文利用引力模型对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对中智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东亚及中国的影响

2007年4月2日,经过近十个月的谈判,美国与韩国最终在韩国首都首尔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对韩国而言,这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FTA;对美国来讲,则是自1992年签署北美FTA以来规模最大的FTA,同时也是美国首次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签署此类协定.该项FTA的签署,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以及对中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美国FTA、BIT中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细则与启示

中美2015年将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系统地分析美国已经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谈判提供参考,对我国合理设置负面清单维护国家利益大有裨益。本文基于2005年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定、2007年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卢旺达双边投资协定,以美国的负面清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行业选择、涉及原则和限制措施等方面予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中国在未来的中美负面清单谈判提供了方向性指导:选择性地开放不同行业;对敏感度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对影响力不清晰的产业设置"互利互惠"缓冲带;将国有企业列入第二类负面清单;条款设置须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等。     

中韩自贸协定:谈了十年,终于定了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将进一步发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潜力,对双边服务贸易将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并促进东亚生产网络的深化。在经历十年的酝酿后,2014年11月,中韩自由贸易区完成实质性谈判,这标志着东亚一体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韩自由贸易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2004年11月至2006年11月的民间研究、2006年11月至2010年6月的五轮官产学联合研究。2012年1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后,双方于2012年5月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经过14轮谈判,于2014年11月完成实质性谈判。这标志着我国迄今涉及国别     

美韩经贸关系及双边FTA的前景分析

2006年2月6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宣布,美国将与韩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这将对东亚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影响。美国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目前的这种格局是因为中国与韩国贸易的发展超过了美国与韩国的贸易发展。美韩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但两国间也有很多的贸易摩擦。通过签署FTA,建立自由贸易区能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对两国产生的是净福利效应。美国除了要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外,还有其政治目的,FTA是美国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美国要借助FTA巩固与韩国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抑制中国的影响。同时,美韩两国在通过FTA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     

世纪之交国际双边FTA谈判的动态与中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9年以后，新加坡、日本、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协议(FTA)谈判，并在短时间内达成了美国与新加坡、墨西哥与欧盟、日本与新加坡等多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从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发展中的经济体墨西哥、到亚洲的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都将建构以自己为核心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网络当作本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进程增加了不同的内涵。对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国际双边FTA谈判的境况和应采取的对策。     

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与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

利用1996-2012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与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扩大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与改善货物出口结构均具有一定影响,且这种影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初期,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量(贸易规模)出现较明显增长,之后趋于平稳;同时,自由贸易协定显著改善了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结构,但不同自由贸易协定对不同类别货物的出口结构影响不尽相同。     

日本积极推进FTA/EPA的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自世纪之交修改WTO一边倒的贸易政策,实施以WTO为中心,同时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地区自由贸易和多边自由贸易的新贸易政策以来,近年来又把自由贸易的重点一步一步地倾向以东亚为中心的双边自由贸易,与美国、欧盟的EPA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日本政府在提高FTA/EPA的紧迫感、加快FTA/EPA谈判的同时,还制定EPA行动计划,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强统一领导和统一协调,进行官产学共同研究,争取国民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开展ODA外交,加快农业改革,克服贸易自由化主要的障碍,积极推动了其以东亚为中心的FTA/EPA的迅速发展。     

热点

正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已完成文本谈判作为中美最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围绕三大经贸议题: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人民币汇率问题、高科技产品进口关税。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尤引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谈成一个高水平、     

中美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与贸易平衡

中美贸易关系是WTO安排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贸易不均衡缺口、中美和世界福利由中美成本因素、汇率、联合风险偏好、双边贸易不确定性和贸易相关性等五大因素内生决定。在五大因素约束下,中美贸易争端是贸易剩余分配而不是固定分配的争端,是实现双边贸易剩余分配合约修订的手段和反馈机制;贸易剩余分配是争端的目标和激励力量,贸易不平衡作为双边贸易博弈的结果以及争端启动和剩余分配调节的显示信号,指示着双边争端变动的方向。根据本文模型,中美五大因素对双边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贸易不平衡、中美与世界福利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影响依赖双方五大因素的状态组合。模型模拟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严重损害中国和世界贸易福利而美国则因此受益,因此美国有继续扩大贸易争端和期待人民币升值的激励,中国将面临来自美方更大的贸易争端压力。     

中美贸易逆差与美国贸易保护的转变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背景根据中国的统计,中美贸易从1993年美方出现逆差,当年逆差额为62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586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8.5倍;根据美国的统计,从1983年起,美方对中方有逆差3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1240亿美元,20年增长了412倍。按美方统计,1988年中国进入美国前10位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上升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逆差对象国。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继续攀升,到2003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23%。中美贸易逆差备受关注的…     

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贸易互补性。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借助贸易强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专业化系数等分析工具,定量地说明了中美之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互补性的强弱程度及互补性的性质。结果表明,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和持久的互补关系,这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也应该是中美双方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双边贸易竞争与摩擦的基本出发点。     

Dumping on Free Trade: The U.S. Import Trade Laws

The passage of the Uruguay Round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 represents a natural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policy goals of the U.S. import trade laws, to assess how well current laws achieve those objectives,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reforms. I argue that there is a variety of policy concerns justifying a circumscribed set of import trade statuses. The relevant U.S. laws, however, have largely become divorced from such national welfare considerations and are now too often a mechanism for furtive protectionism. The Uruguay Round effected some (marginal) improvements but left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laws unchanged. I discuss possible reforms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paper.     

政党政治与美国的贸易政策

贸易问题是美国政党斗争的焦点之一.随着两党所代表利益的变化,美国两大政党对贸易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本文拟揭示美国两大政党贸易立场的变化及其根源.     

Trade Costs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Formal economic modeling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gnores transportation or, more broadly, trade costs. Yet, as 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4) suggest, trade costs are quite large. This paper extends work by Bergstrand (1990) that addressed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explicit presence of trade costs. In the context of a Helpman–Krugman-cum-trade-costs model, we derive four empirically testable hypotheses regarding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trade costs. These hypotheses are investigated empirically using a cross-section of bilateral OECD Grubel–Lloyd indexes. The results are strong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ypotheses,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 more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trade costs in the intra-industry trade literature. JEL no. F14, F15     

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

<正>一、贸易自由化的概念贸易自由化—国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所采取的限制性逐步减少,为进口商品提供贸易便利的过程或结果。它表现为进口关税率从比较高的水平逐步调到比较低的水平。同时表现为非关税壁垒或关税以外贸易障碍的逐步减少或消除。从     

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2018年开始,美国对华发起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关税战”和“技术战”两个方面。贸易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利益分化,利益受损方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代表力量成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贸易战烈度甚至结束贸易战的主要动力。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产业最终会通过它们所在选区的政治代言人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理解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中美贸易战进程中两国变换采取攻守策略的逻辑基础。作者认为,以产业集中分布为特征的产业地理和以选区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是理解美国社会利益和政策偏好向联邦政府传导的两把“钥匙”,它们共同构成了塑造联邦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微观利益基础和核心动力机制。由于受损者比获益者更有动力站出来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决策,作者在实证部分集中关注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行业的产业地理政治,分析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国内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而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反制措施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