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机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广泛存在非正规金融现象,对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以及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探寻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缺失与非正规金融具有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入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并指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应是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制度、渐进转轨和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经济、金融体制框架下运行和发展的.本文拟从制度和历史这两个角度,以我国的利率制度及其演变逻辑和变迁路径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首先阐述了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制度的构成及其在中国利率管理体制中的应用,并认为渐进式的利率制度变迁更符合中国国情;其次实证分析中国利率制度变迁的路径,指出随着非国有金融机构与个人金融实力的壮大,他们相对更多的话语权有助于中国利率制度"增量改革"的成功,但由于国有经济改革的滞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利率制度变迁的路径仍有体制上的障碍;最后探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有的策略.     

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解释理论的新探索: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较成熟的理论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前者强调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是金融制度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后者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与引申,旨在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西方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主要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演进观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进化博弈观的制度变迁理论三个框架.其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指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     

从分业到混业有多远?——利益博弈下的金融制度调整

分业与混业是金融制度选择的重要内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的选择与变迁实际是各主要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只要各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中获得实际利益的满足,这一制度才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本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美国金融制度和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过程,为把握未来金融制度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对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发展及假设前提的评述

从诺斯概括的制度变迁一般理论出发,评述这一理论最新的发展,即引入制度变迁的主观博弈过程和进化博弈过程.同时分析各种思路的假设前提,强调在解释现实的制度变迁时,应该注意假设与现实的一致性,指出与中国现实相对接近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     

从制度的视角解读我国政府金融控制行为

本文认为整个金融控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府供给的制度集,这一制度集的作用在于引导和约束金融资源的吸收与配置.诱发金融控制制度需求的因素在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对制度供给的梳理则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某些制度元素的改变并不能全部改变整个集合,它们仍然在这个集合的框架之内;而整个制度集的变迁,则是一个全面的持续不断的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渐进转轨和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经济、金融体制框架下运行和发展的。本文拟从制度和历史这两个角度,以我国的利率制度及其演变逻辑和变迁路径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首先阐述了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制度的构成及其在中国利率管理体制中的应用,并认为渐进式的利率制度变迁更符合中国国情;其次实证分析中国利率制度变迁的路径,指出随着非国有金融机构与个人金融实力的壮大,他们相对更多的话语权有助于中国利率制度“增量改革”的成功,但由于国有经济改革的滞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利率制度变迁的路径仍有体制上的障碍;最后探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有的策略。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看中国金融制度变迁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形成了独特的变迁路径,并将影响中国金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研究这一变迁路径存在的问题及其对今后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对避免制度变迁的效率损失、保持制度变迁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斯在《制度、制度变     

我国利率市场化制度演进的法治逻辑

利率市场化是经济金融领域一项至关重要的改革。从制度演进的视角观察,我国利率市场化可以划分为管制松动阶段、有效规范阶段和深化发展阶段。“三足定理”视域下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与金融公平理念、意思自治与契约自由视域下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理念是利率市场化制度变迁的法学理论基础,利率的社会性则是其法社会学理论基础。我国利率市场化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并且仍在持续进行之中。以中国人民银行通知为主体的政策性文件是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双轨制”背景下增量改革则是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