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的可行路径——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发展为例

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中被广泛关注。四川X合作社以发展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通过社员的凝聚、制度的创建、产业的融合、与贫困的表达,将具有质量优势的贫困小农生计产品进行市场化的产业运作,最终激励了贫困农户的发展能动性,缓解了贫困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提升了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因此,要提升农民合作社产业扶贫的效果,应该鼓励其创新适宜贫困农户生计发展的产业,促进产业链不同主体的融合发展,辅助支持贫困农户生计需求的外界表达,以合作社产业体系发展为平台,调动内外扶贫资源动态支持贫困农户发展。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扶贫模式研究

欠发达地区扶贫工作与农民合作社发展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合作社的本质就是弱势群体的联合。本文分析了农民合作扶贫模式的动力机理和扶贫工作中管理美学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主动、社会联动的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扶贫模式,阐述了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扶贫模式运营方式、功能、特点,并为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将发掘农民合作与扶贫的内生动力和外在能量的耦合关系,建立内外联动的资源传导机制,整合农民合作社发展资源与扶贫资源,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社与扶贫的协调发展,并丰富农民合作理论。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户企业利益联结融资研究——基于黑龙江省五常市农户数据

[目的]为缓解贫困户和贫困地区中小农业企业资金短缺、贷款难问题,探索符合农村贫困人群和农业企业融资方法创新,并在全面实现脱贫后,保障贫困地区经济质量持续增长,做好金融扶贫这篇文章。[方法]文章以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探索了农户企业利益联结融资可行方法,形成了农业企业的融资方案和农户精准扶贫方案,其中设计了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利益科学计算方案,运用熵权法对供应链所选合作社的进行科学评价,并对最终融资方案进行评估,提出从企业到农户由上至下环环紧扣的金融扶贫思路。[结果]贫困地区资源不足、生产力低下,客观上加大了资金需求总量,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建立农户企业利益联结融资机制,供应链中处于劣势的贫困户的资金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有利于通过生产实现整体脱贫,助力精准扶贫。[结论]农业精准扶贫与金融精准扶贫高度相关,解决金融精准扶贫的问题要以核心企业和合作社为关键节点,不断明确农业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逐步打通供应链,扩大产业化规模。积极探索符合贫困户和企业实际的创新融资合作机制,为贫困人口地区金融环境和生产能力提升创造更优越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合作社参与产业扶贫的实现机制——收入流价格视角下的个案分析

合作社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彰显出独到的作用,从收入流价格理论的视角能够看得更为透彻。农户的总收入由若干束收入流组成,贫困的原因则在于收入流数量过少,获得新的收入流需要新的要素投入,而要素投入的成本是贫困农户无法负担的。合作社将财政资金精准地转化为贫困农户所需的要素,得益于合作社的要素供给,入社贫困农户得到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新收入流,摆脱贫困走向自我发展道路,案例分析也印证了这一作用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社会交换、信任困境与混合治理

本文从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双方"关系"入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双方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信任博弈理论探讨了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的信任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权威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强异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信任困境。依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间的关系交换程度,可以采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机制,促进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农民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特征，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对于完善和优化合作社产业减贫政策，健全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欠发达地区1 55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1）与未入社的农户相比，入社为其家庭总收入带来了约32.26%的收入增幅。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收入分位数农户、中青年农户的减贫增收作用最明显。（2）除了对贫困农户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合作社对不同贫困属性农户其他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最明显，对非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影响最明显。（3）土地面积、生产性资产值、人情往来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建档立卡户、是否有合作社、主要地理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学生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结论]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合作社，鼓励合作社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服务轻规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     

凉山彝区精准扶贫施策困境与破解路径——以凉山州喜德县为例

凉山彝区具有特殊的贫困表现形式和致贫机理,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面临着区域贫困整体性与扶贫资源向贫困户集中、贫困主体发展能力有限与扶贫合作机制缺失、致贫原因交互性与外部帮扶资源单一化大幅增长、民族文化独特性与脱贫路径现代化等一系列矛盾。凉山州喜德县立足彝区独特的经济社会基础,创新精准扶贫实施路径,为破解彝区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经验。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户脱贫的指标构建与分析

精准识别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有效的精准脱贫,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脱贫主要包括政策维度、发展维度和主观维度。研究发现:贫困农户脱贫的未来发展能力较低;贫困农户对于脱贫的认同度较低;五保贫困户相对于一般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而言更易发生"错退"现象。因此精准扶贫工作在保证有效脱贫的前提下,更要保证长期脱贫,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贫困退出机制、融入社会力量关注扶贫问题等措施实现农户真正"摆脱贫困"。     

“后扶贫时代”非遗助力精准扶贫：耦合机理与优化建议

“后扶贫时代”,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程为治理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效路径。以“全周期管理”视角揭示二者耦合机理后发现：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是在行政力量推动和系统需求的双向驱动下,借助非遗产业得以实现的。参与主体退出、资源支持中断、利益协调失败等会影响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选择相对成熟的非遗产业项目、推动地方政府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角色转变、建立多元主体需求导向下的激励机制、强化利益协调机制等有助于推动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项目的良性发展。     

农民合作社减贫、增收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农户调研数据

目的 在脱贫攻坚视域中,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为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是农村地区反贫困合意、有效的组织化形态,对农民合作社减贫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利用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7县1 393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增收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 农民合作社可以有效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参加农民合作社可以使农户家庭总收入平均提高38.04%;农民合作社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非贫困农户、低学历农户的增收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另外,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建档立卡、土地面积、村里面是否有农民合作社、人情往来支出对数、政府补贴津贴对数、是否参加专业培训等7个因素均提高了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意愿,而户主年龄、学生数量、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等3个因素会降低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意愿。结论 据此,应继续培育和发展农民合作社,提升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的意愿,强化农民合作社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注重扶贫资源对于贫困农户获得的便利性。     

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与扶贫政策绩效——基于江苏省342个贫困农户的实证分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贫困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扶贫投资的效率在下降。培育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成为取得反贫困成功的关键。内生动力不足是贫困农户能力不足和面临各种风险时的必然反应。要提高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就需要在反贫困中推动参与式扶贫、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以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湖北省通山县探索“小龙虾+扶贫”模式

正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以小龙虾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点产业来培育,出台小龙虾产业发展优惠政策、推行了"虾农贷"发展机制、实施了产业技能培训与结对帮扶措施、建立了"小龙虾合作社+养殖基地+贫困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实施小龙虾产业+精准扶贫的"135工程",目前已开发小龙虾养殖基地2.14万亩,建成百亩以上连片     

贫困农户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推进策略——以乌蒙山会泽片区为例

在扶贫工作中实施精准帮扶,确保扶贫资源帮扶到真正贫困户手中,这种扶贫帮扶策略对贫困地区产生强烈助推作用。本文以会泽片区贫困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对贫困农户现状调研基础上,针对贫困农户发展存在识别不准、帮扶不准、管理制约、考核模糊等问题,提出推进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基于动态贫困理论视角的精准扶贫机制创新

本文基于新时期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利用动态贫困理论分析了精确瞄准贫困人口、精确帮扶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机制,提出针对不同贫困动态类型的贫困农户进行动态识别,为其提供相适宜的、精细化的帮扶政策;针对当前非贫困但贫困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应完善风险防范和社会保障机制,阻止其返贫;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追踪和退出机制,及时调整帮扶政策,在巩固扶贫成果的同时实现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发展和创新精准扶贫机制,按期实现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     

相对贫困视域下的产业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机制与模式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的贫困类型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总结减贫经验、巩固减贫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法定量分析了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同时对比分析了 "GSP" "GTP"以及"企业或大户带领"三种模式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多元化的扶贫政策可以优化农户的资源配置,"GSP" "GTP"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农户走向内生脱贫路径,但"企业或大户带领"模式则存在着"理念困境"。     

重庆市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影响分析

[目的]不同区域的农民合作社所处的发展环境和阶段不同,影响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也存在差异。通过探析重庆市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方法]文章基于重庆市323个农民合作社的问卷调查数据,将影响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为人力资源、运行机制、经营效果和外部环境4类,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普通成员的文化程度、管理者能力、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完善性、成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合作社的带动能力、政府的支持作用等对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预对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管理者能力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结论]该文提出通过规范内部治理机制、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完善危机预警机制、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和加强合作文化建设等政策含义,推动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     

集中连片民族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项目实践困境与原因阐释——基于南疆地区S县W村的项目案例

本文依照精准扶贫项目的地方实施流程,从村级视角具体分析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困境。在精准扶贫项目与贫困乡村衔接中出现了多类实践困境:项目分配与申请阶段,上级政府存在着对资源分配的"选择性平衡"思维与农户选择项目时对风险规避的思量;项目立项与实施阶段,产生了村级组织联合乡村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获现象以及乡村基层组织通过"项目造点"方式对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反控制逻辑,贫困农户对项目的参与也折射出当地农民安于现状的常态,反映了"思想贫困"对农户项目参与积极性的阻碍。上述困境产生的原因是项目制下不同层级组织的多重逻辑与来自乡土逻辑的影响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