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度综合测评

在提出景区区位优势度概念基础上,依托旅游市场消费、交通、资源、服务支撑四大驱动因子构建区位优势度评价模型,测度我国22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最后运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景区的区位优势与实际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1风景区区位具有交通指向性,呈现"T"型空间分布格局,各省旅游发展"核心—边缘"格局突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景区区位差异性明显,受各区位因子的影响不同。2京津冀、长三角、长江流域风景区省内、省际交通可达性及市场消费潜力均较为突出,是开展"全民旅游"的重要市场,抓住高铁发展机遇,实现景区跨省际发展是提高风景区竞争力的有利抓手;省会、副省级城市服务支撑要素发展优势突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景区凝聚式发展有利于实现旅游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及外部经济性,中部地区受资源丰度及集聚度影响各异,西部地区资源丰度、集聚度水平均欠佳。3区位优势与景区实际发展存在很大的契合性,沿海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带动着旅游流向东部地区移动,抓住"一带一路"国家对内陆地区的扶持机遇,对于西部旅游市场繁荣意义重大。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基于分形理论的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由于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以及旅游发展政策等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性,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空间尺度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空间结构具有等级性、层次性、多样性以及复杂性.本文运用分形理论,结合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构建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将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分为点状发展模式、集聚发展模式、多中心发展模式和一体化发展模式4种类型,并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是分形的,多分形特征明显,且处于多中心发展模式的初级阶段.最后提出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的优化方向和途径.     

旅游孤岛生态效应测度及调控研究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旅游景区的生态孤岛现象逐渐凸显,影响着景区在景观生态环境上的可持续发展。旅游景区受空间区位、资源特征、生态环保等因素影响,在旅游演进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开发商、社区村民等在景观生态方面的利益诉求有所差异,呈现出的旅游生态孤岛效应程度、频度、范围等各异,矛盾突出,是我国旅游景区发展阶段中面临的典型问题。以普者黑六大景区为案例,科学测度其旅游生态孤岛效应值,建立旅游生态孤岛"反规划"调控机制,实现旅游景区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及影响机理

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均衡性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逐渐增强的演变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高密度区呈现散点状结构向组团结构演变的特征,并逐步形成"U"字形核密度结构;(3)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不等概率分布,存在围绕武汉、宜昌、长沙、南昌等城市集聚分布的现象,但呈现出不断均衡的发展趋势;(4)资源本底、市场条件及政策环境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加强,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受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及其交通可进入性评价

以长江经济带3A级及以上等级景区为例,利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以及加权网格维数对该区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旅游吸引力系数模型,建成考虑游客选择偏好的交通栅格成本数据集,利用成本距离分析工具对该区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进入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①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东密西疏特征,其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偏好性,围绕省会城市及周边形成旅游资源显著集聚区。②旅游资源空间集聚整体呈现近轴对称形状,并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四大组团支撑,多中心协同的空间结构。③旅游资源的总体交通可进入性较好,但存在明显的东西空间差异,呈现出由东至西的阶梯状下降格局。④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进入性呈现出等级与类型差异,同时高交通可进入性旅游资源出现分省内部空间集聚,形成分省内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近核心—外围结构。     

城市内交通公平的测度及其空间分异

在分析交通公平内涵的基础上,考虑交通区位、交通方式与出行群体的差异,构建城市交通公平空间分析的测度指标,基于GIS建立了不同交通方式可达性与空间均衡度、不同群体交通公平状况的测度方法。选取昆明市不同交通区位的52个住宅小区为例,采集实际数据利用GIS获取交通公平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可达性、交通方式可达性指数、交通方式出行量区位熵三个测度指标,能够有效表征交通公平的空间分异;公交可达性差异是造成不同收入等级群体交通公平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昆明市三环外圈层利用公交出行的群体是遭受交通不公平最为严重的出行群体。     

旅游集散地:区位合理性与功能提升——以云南昆明为例

以昆明为例,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来分析旅游集散地区位的合理性问题,以期从整体上了解昆明的集散区位、交通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进一步完善昆明的旅游集散功能,提升昆明的旅游竞争力。研究发现:相对于目前云南省内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而言,昆明的集散区位还是较为合理和理想的,但仍可以从整合现有交通资源、合理布局交通站点、发挥枢纽机场作用等方面寻求交通方面的提升空间。     

节假日旅游流时空分异及其形成机制——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为研究区域,利用游客集中度系数、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等指标,获取了云南省节假日旅游流的时空分异特征,并从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云南省节假日旅游流的时间分布不受空间尺度限制,在省域和市域尺度均表现出相对均衡格局;节假日旅游流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呈"多核心、边界带状"空间格局,且各节假日的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具有一致性。(2)快速交通方式的"时空压缩"效应有效缓解了节假日时长对游客出游半径的限制,并在优惠政策与旅游宣传影响下,国庆黄金周对中秋节存在"虹吸效应"。(3)旅游资源禀赋是节假日旅游流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交通可达性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有限;具有一定区位优势但旅游品位一般的旅游地,极易在交通设施不断完善过程中被替代,而区位优势不明显的旅游边缘节点凭借资源禀赋也具备相当竞争力;具有完善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且旅游景区特色鲜明的旅游区,则表现出对自驾游的较强吸引力。     

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演化特征与旅游业空间重构

基于东北地区2002、2007、2013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多样化指数、等级结构金字塔、品质度、最邻近点指数、点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等数理与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的时空演化状况,研究发现:1从数理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度缓慢提升,同时省际差异较为显著;旅游资源等级体系呈"中间等级数量丰富,低、高端景区缺乏"的纺锤形结构,且伴随旅游景区数量及属性结构比例变化,纺锤形结构呈现"结构破缺—平衡稳定—重心偏离"的演变特征;旅游资源品质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率省际分异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具有凝聚型特征,景区省际空间分布演变对东北全局没有必然影响;2002年以来旅游资源集聚热点不断增多,景区分布盲区不断消亡,集聚格局由单核空间扩张向跨行政区重组联动发展;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指数呈下降趋势,景区空间集聚态势逐步弱化,扩散化倾向不断加强。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旅游产业轴带、旅游产业圈层、旅游产业组团三种模式出发,提出了东北地区旅游产业空间的重构构想。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65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Bootstrap-DEA测度其2003—2015年的旅游效率,借助空间变差函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探究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浙江县域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呈"双M"型变化规律,整体非均衡性较弱;空间非均衡性在进一步扩大,并出现"逆市区化"现象,效率低值区呈西南—东北迁移趋势;旅游效率总体呈正向空间自相关,高效率和低效率县市在空间上趋于分散;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先减小后增大,各方向上均质性差异明显,空间格局演化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县域旅游效率具有时间稳定性,以渐变变化为主;以杭州、宁波、嘉兴和温州市区为中心的地区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向下转移明显,以武义为中心的县市则明显向上转移,区域旅游效率呈大范围下降和小范围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县域旅游效率格局演变是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区位交通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其演进可以划分为经济推动型、区域中心型、资源推动型和交通推动型四种类型。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密度、关联及均衡性等方面对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分布密度总体呈现"东北多,西南少"的半包圆型分布格局,主要集中于长沙、株洲、湘潭3市周边。②A级旅游景区具有明显分形特征,且分形结构复杂,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围绕交通、城市等地理要素展开,京港澳、长张、杭瑞、沪昆等主要交通干线及城市周边是A级景区的主要聚集区,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③A级旅游景区发展较为活跃,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差异明显,在省域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块状"分布特征。④随着景区级别由高往低,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北向西南转移的趋势,展现为由点状到带状再到点面结合的空间分布规律。⑤旅游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湖泊水系等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在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对其空间分布影响较为显著。     

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究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红色旅游流网络中心化趋势显著,少数核心节点对网络控制能力强,大部分节点集聚效应强于扩散效应。大部分网络节点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网络整体处于不均衡状态。(2)红色旅游流网络呈现出“双核集聚、整体分散的线网状”空间分布形态,具有显著的等级分层集聚现象,根据红色旅游流联系度可划分为红色旅游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区、孤立区4个类型。(3)红色旅游流核心区为江西省行政中心,红色旅游流次核心区旅游资源特色突出且交通区位优势显著,红色旅游流边缘区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但区位优势不明显,红色旅游流孤立区在旅游资源和交通区位方面均不具有优势。(4)在市域尺度上,红色旅游流网络均呈现出向旅游接待与服务功能完备的城市中心城区、5A和4A级景区集聚的特征,红色旅游流网络内部也表现为“单核集聚”“双核联动”及“以点织面”等差异化空间分布形态。     

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京津冀城市群3A级及以上的高等级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②北京市(38.31%)、天津市(16.28%)两市的高等级景区数量超过总数的50%,高等级景区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③从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丰裕度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属于高度优质率城市,秦皇岛市和廊坊市是中度优质率城市,其他城市属于低度优质率城市,城市群高等级景区数量和质量状况相差较大。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三个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景区空间分布的决定力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市场条件中的GDP、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对京津冀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决定力强,而旅游市场中的旅游交通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的决定力较强。修正引力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其景区空间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协同发展视角提出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优化的建议。     

北京市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北京市自2001年认定首批A级旅游景区以来,其发展势头在空间上已呈现出一定的分布结构和演化规律。通过GIS空间分析发现,当前北京市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城区和远郊区密集、近郊区稀疏的＂哑铃结构＂,这种结构主要受资源和市场两大因素共同驱动;通过对不同阶段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变化,进一步揭示北京市A级旅游景区具有沿交通干道演化、沿重要水系与公共绿地演化和沿旅游集散中心与集散镇演化的规律,这些规律表明,资源本底、水系和公共绿地条件、交通与基础设施条件在A级旅游景区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婺源为例

文章以婺源县33个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以游客网络评论为数据源,绘制游客情感地图,分析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测定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空间特征上,游客高情感值主要分布在婺源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情感热度自东部、北部向中部和西部逐渐减弱,呈现出“二核三次多从”的分布格局,核心—边缘特征明显。(2)在时间特征上,游客情感值在不同月份有一定的波动性;情感高值常常伴随着季节性景观的展现和相应的季节性活动的开展而出现,呈现出时间上的同步性;游客情感均值月度波动程度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对成熟度。(3)乡村旅游地游客情感受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与住宿、旅游政策与服务和游客个性化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旅游交通的距离、旅游信息平台的数量是控制性影响因子。     

山西省旅游交通碳排放测度及其演变机理

利用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计算方法,以山西省为案例地,测度2004—2015年山西省铁路、公路、民航等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及其演化过程;同时利用Kaya等式和LMDI分解模型分析测算山西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游客数量、人均旅游消费水平、旅游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单位GDP客运交通周转量、单位客运交通周转量能耗、能源结构六大方面,测度并探讨山西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机理,分析结果显示:促进旅游交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游客数量、人均旅游消费水平和单位交通周转量的能耗;旅游产业的产值占GDP比重、单位GDP客运交通周转量和能源结构是有效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因素。     

陕西省乡村民宿价格分级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在分析陕西省乡村民宿价格分级的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官方统计、夜间灯光和POI等多源数据,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交通和消费基础4个维度入手,运用地理探测器挖掘不同价格等级乡村民宿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陕西省乡村民宿呈不均衡、局部集聚空间分布特征。(2)从动态演变来看,陕西省乡村民宿规模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沿秦岭北麓东西方向的民宿产业带雏形初显。(3)陕西省乡村民宿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消费基础和区位交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价位民宿选址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4)随着民宿价格的上涨,各指标因素的解释力数值增大,消费基础维度排序逐步上升至第一位。(5)陕西省各级乡村民宿对景区资源禀赋具有较强依赖性,受区位交通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乡村民宿具有盘活闲置资源,带动农民增收和传播地域文化等重要功能。     

云南省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耦合空间态势分析

基于旅游经济与交通两大系统共选取12个指标,构建了测度两者耦合协调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综合功效法的结合测度了云南省各市州旅游经济与交通综合发展得分,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态势。研究发现:(1)旅游经济与交通综合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区际差异,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聚分为旅游经济发达区、较发达区、一般区和落后区,旅游经济极化态势较为显著,在空间上形成了以滇中、滇西北为旅游经济增长极核,以周边市州等次旅游经济梯度区域为辅助的"核心—边缘"式空间格局。(2)交通发展聚分为交通优势区、较优势区、优势一般区和优势落后区,在空间上呈现以滇中昆明及其周边市县为核心圈层逐渐向外围市州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3)耦合协调度方面,极高耦合协调度型市州在空间上呈现"单极面状"布局,高耦合协调度型市州呈现"趋同俱乐部现象"空间态势,低耦合协调型市州主要区位指向偏向于远离旅游集散中心城市北部和偏远的西部山区。     

基于双重区位空间的湖南旅游业发展机遇探讨——“武广高铁”开通视阈

通过"高铁"运营为旅游业带来区位机遇的研究表明,区位优势转换为旅游经济优势的中间环节———"武广高铁"的出现,为湖南带来了南北双重区位空间转移机遇。交通的便利带来了旅游区位机遇响应,使"小时旅游圈"建立了"同城效应";交通的便利使旅游淡旺季逐渐模糊,让游客的出游和旅游消费更趋理性,也给今后的旅游带来了转变。同时,根据抽样调查取得的基础数据统计得知不同的交通距离对游客出游选取交通工具的竞争点和临界值,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