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盟投资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扩大,包括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以及一些投资政策的优惠,一体化应该有利于促进成员国FDI的流入。本研究通过对1996年～2007年东盟各成员国FDI流入量、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等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及影响因素。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汇率变动的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盈余的重要原因,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从国外和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视角做出理论综述。国外学者关于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本上都得出了东道国货币贬值会刺激FDI流入的结论,并提出了"财富效应"理论等经典假说。国内学者关于这两者的研究有着不同的结论,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要区分长短期因素,长期东道国货币贬值会刺激FDI流入,短期汇率对FDI影响不大。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吸引FDI的现状,然后对中国吸引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政策、劳动力成本是我国早期吸引FDI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的转型,劳动力成本对于吸引FDI的作用越来越弱,优惠政策对吸引FDI的作用也被逐渐弱化。而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吸引FDI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本文针对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对我国FDI 流入的影响

汇率波动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基于1994~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构建带有金融危机变量的模型和利用邹氏检验法对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经过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危机改变了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FDI流入之间原有的负相关关系,中国成为外资的"避风港"和外商规避贸易壁垒是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有利于FDI流入的两个主要因素。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更加贴近市场实际汇率水平,会增加FDI的流入,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稳定。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动机分析

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设施、集聚效应、自然资源、制度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等要素,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     

人民币汇率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FDI流入,但汇率的短期变动对FDI影响不显著。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长期稳定,创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对促进FDI流入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FDI外商直接投资在江苏的区域分布分析

江苏省是我国吸引外商投资较多的省份之一,2003年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更是超过广东,一跃成为全国第一。但FDI在江苏省内的分布并不是平衡的,总体来说是苏南最多,苏中次之,苏北最少,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呢,文章通过对FDI流入产生影响的变量分析之后发现,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区位优势是影响FDI流入最主要的因素,其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政策优惠以及市场潜力。这些变量共同作用,使得外资在江苏省内的分布产生了差异。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FDI流向的影响——文献综述

FDI在世界上的流向取决于市场大小、工资和关税水平、运输费用、汇率、政治稳定等诸多因素,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对贸易区的整体引资环境以及区内各国的引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集了国际上研究自由贸易区与FDI流向关系的主要文献的观点并进行了分类,以求对即将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FDI效应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西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5—2013年西安经济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不断增加,作为西北核心城市的西安,FDI流入规模正逐年增大。本文分析了近年来西安市刺用外商投资的现状特点,并引用2005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的相关数据．对影响西安外商投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及基础设施建设与FDI呈现正相关;劳动力成本与FDI为负相关。     

人民币汇率对FDI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运用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1980年～2009年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会导致FDI流入的减少,反而能够促进FDI流入的增加;中国的开放度和政策稳定性使FDI流入呈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人民币汇率与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美国而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会导致中国FDI流入的减少,反而能够促进FDI流入的增加;对日本和欧盟而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其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美、日和欧盟而言,我国的开放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对它们的对华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我国外贸竞争力、外国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我国外贸竞争力、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我国外贸竞争力、外国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然而只有外贸竞争力是实际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实际汇率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水平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我国的引资政策和汇率形成机制未能有效提高外贸竞争力,而我国外贸竞争力并不影响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也不影响实际汇率的变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省级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迅速增长。但我国各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竞争力存在很大差别,导致各地区吸引FDI的绩效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文章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依据我国2006年省级地区的数据,建立评价我国30个省级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对我国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进行客观评价及比较分析,并为各地区改善其外国直接投资环境,提高其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提供政策依据。     

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基于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的分析

1990年代后,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原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实际利用外资量大、外贸顺差大、热钱流入多,而是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失衡双重作用的结果。基于中国解放之后历史阶段的理论分析表明：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的失衡使中国步入了一种“低福利、低权利”的发展模式,劳动力低成本格局得以长期维持。这种格局既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获得顺差,也促进了FDI等资本流入,还加剧了中国经济失衡,导致国民消费率一路走低、投资率畸高、商品过剩严重,不得不以出口作为出路。这样就必然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乃至高居世界第一。     

Analysing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from a high–low technology perspective

Since China opened its economy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1979, it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destination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SA.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has dominated China's FDI inflow, however, when manufacturing activity is bifurcated into low and high technology classe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China is in a transition stage moving from FDI in traditional low-tech activity to a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FDI inflow across low and high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cross four geographical regions of China. In the paper w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high–low tech inflow by market size, labour cost, labour quality,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human capita.     

从FDI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上升,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下降,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本文对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率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充分验证了上述论点。     

投资来源国的特定因素对中国FDI的影响——以多维度要素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多维度要素模型检验了投资来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距离等特定因素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来源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规模、劳动力成本、借贷成本、华裔人数、与中国的距离和双边贸易流量是影响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投资来源国的汇率只在扩展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而其经济增长率在统计上却不显著。     

生产的区位与外资分布的行业差异

改革开放 2 0年来我国吸引的外资数量逐年增加 ,但从行业角度来看 ,各地区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存在差异 ,而生产的区位化是决定各地区吸收外资行业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 ,且各地区经济的行业结构与其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