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声誉理论和组织间模仿理论,实证检验了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非正式机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探究了技术创新对技术型连锁董事与环境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型连锁执行董事与企业环境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中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技术创新降低了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技术创新没有对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与环境绩效关系产生影响。     

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制度化关系约束与企业创新选择

以往关于组织间关系网络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专注于组织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之资本属性,而忽略了其制度属性的功效。本文从制度与演化的视角考察组织间关系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将不同形态的社会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统一到以制度转型为宏观背景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中,并进一步通过构建动态环境下的企业创新选择模型来揭示制度、社会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关联机制。分析结论认为,正式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差异是制度转型各阶段中企业技术创新差异的根源,而二者的协同演化机制则是制度转型不同阶段间顺利过渡的关键。     

战略导向对企业双元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技术环境的调节作用

聚焦双元技术创新的产生机制,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战略导向对企业双元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技术环境对上述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战略导向对企业双元技术创新具有差异化影响,其中创业导向更有利于驱动探索式技术创新,而客户导向更有利于驱动利用式技术创新;技术环境对两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技术动荡程度正向调节创业导向与双元技术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客户导向与双元技术创新的关系。     

KIBS企业嵌入强度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针对当前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和科技型小微企业互动关系研究的不足,引入关系强度概念,探讨了在创新网络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嵌入关系强度、组织学习能力、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江苏省科技型小微企业为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嵌入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关系强度（包括强关系和弱关系）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强关系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弱关系对渐进性技术创新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组织学习能力在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调节作用。     

组织公平感、核心自我评价对组织结构二元性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实现组织二元性的过程中,除组织结构设计会对其产生影响外,组织员工的心理感受和行为是否会对组织二元性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利用对91家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对组织结构二元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组织公平感在"跨部门工作小组对组织结构分隔与组织二元性的中介作用"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核心自我评价在跨部门工作小组与组织二元性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公平感在高管团队社会融合与组织二元性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间合作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研究

通过文献回顾总结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影响企业间合作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设,并于2010-2011年对103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建立逐步回归模型,对资源因素、合作利益、技术能力与企业间合作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不同合作动机对各影响因素与合作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出若干结论与启示,为企业选择适合的合作模式,继而提升企业间合作技术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非沉淀性冗余资源与二元性技术创新

现有文献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关系存在悖论。为打开该作用机制的“黑箱”,基于创新二元性理论,区分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影响,并检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机制。基于2008—2016年中国研发密集型上市企业实证研究发现：①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技术创新;②非沉淀性冗余资源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探索式技术创新间的关系。结论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权变观。     

制度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利用2006—2011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数据,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探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区域技术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区域技术创新的关系,即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更完善的地区的研发投入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儒家文化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虽然已经有诸多文献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过度投资,儒家文化能够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对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弱,国有企业的政治身份减弱了儒家文化在决策中的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管理创新能力调节下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旨在检验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利用企业调研数据,提出了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影响、管理创新能力对该影响过程起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并以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软件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创新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13—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考察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②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市场化进程、非国有产权性质、高管股票激励能够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控股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行为、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③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市场导向、协调机制与知识获取的影响作用研究

市场导向作为企业的组织文化影响了制造企业的营销渠道关系管理实践。研究了市场导向、协调机制与知识获取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影响作用,并分析了隐性知识对于非正式协调机制和知识获取关系的调节作用。     

认知信任还是情感信任:高参与工作系统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

高参与工作系统能够通过建立员工与组织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影响创新绩效。但研究发现,组织信任的建立分为认知和情感两种不同机制。认知信任与组织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体现为倒U型的关系。认知信任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还受到分配公平感的调节作用。相反,情感信任对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情感信任对组织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表明,虽然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种路径影响了组织绩效,但是,基于情感信任的人力资源实践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以沪深A股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组织韧性;组织韧性在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资源配置改善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组织韧性的关系。结论可为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探索性创新、开发性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组织结构特性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251家企业样本数据,将组织结构特性作为权变调节因素纳入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考察中,构建了一个调节效应分析模型,利用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是提高企业绩效的两种重要途径,二者平衡有助于绩效提升、不平衡有损于绩效提升;组织结构特性不同,其对两种创新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同,其中,组织分权化对探索性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组织正式化对开发性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组织联通性则没有显示出调节作用。     

网络结构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生物医药上市企业为例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将结构嵌入分为中心度和结构洞两个维度,探索结构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伙伴关系强度和小世界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生物医药上市企业发明专利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度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伙伴关系强度能够削弱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小世界性能够增强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结构洞可以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提升,伙伴关系强度能够强化结构洞的促进作用,小世界性负向调节结构洞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关系,其中集聚系数虽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结论可拓展突破性创新绩效驱动因素研究,对企业结构嵌入策略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双层网络嵌入下结构洞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网络结构特征影响企业知识转移与知识组合效果,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复杂作用。利用我国165家上市企业2007—2018年专利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知识与协同双层网络嵌入对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战略柔性和开放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知识网络结构洞正向影响利用式创新绩效,负向影响探索式创新绩效;协同网络结构洞与二元创新均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战略柔性和开放度调节双层网络结构洞与二元创新的关系,且变量间存在有效匹配关系：知识网络结构洞—开放度促进利用式创新绩效提升,而协同网络结构洞—战略柔性促进探索式创新绩效提升。研究结论为解决结构洞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分歧带来新思路,同时为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理论借鉴。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理论分析

农村地区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存在就意味着已建立的正式金融不能满足农民现实或潜在的金融借贷需求。文章为理解农村正式和非正式金融组织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论证了农村二元金融体制的合理性,并着重于研究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借贷决策之间的差别。文章认为,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异质的借款者和异质的贷款者,同时农民借款者之间也存在个体信息差异,对于贷款者的两种差异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了异质性借款者和异质性贷款者相互匹配的内生的区分激励,也就成为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一个理论解释。正确理解我国农村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对我国农村如何开展金融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的边际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距离与跨国合作创新绩效——文化严格程度的调节作用

国家间差异是影响跨国合作创新的关键因素,然而,已有文献较少涉及国家制度和文化差异影响研究。试图从国家制度和文化视角探讨国家间差异对跨国合作创新的影响。在区分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17个国家相互之间共同发明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两类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文化严格程度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均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文化严格程度减弱了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却增强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两个维度上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但对其它维度和总体非正式制度距离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结论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家文化环境下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还可为各国制定跨国合作创新战略以及我国应对中美科技合作挑战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