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农民工参与权益保护组织的意愿与行为分析——基于阜阳市和深圳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阜阳市和深圳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描述和分析了当前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现状,并构建Bivariate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参与工会或同乡会的行为及其参与"全收"公司模式或务工合作社的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尽管农民工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但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农民工组织对其维权提供帮助。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强度较低、弹性工作制或了解相关劳动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概率更高;月工资水平较低、工作强度较大或曾遭遇工资拖欠的年轻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务工合作社;签订了劳动合同、受教育程度和月工资水平较低、外出务工总时间较短或曾遭遇工资拖欠的年轻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全收"公司模式;另外,已婚和外出务工总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参与同乡会的概率更高。     

都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基于与城镇户籍工人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成都市正规就业人员的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并将其与城镇户籍工人进行比较分析后表明,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工人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工作稳定性差、培训投入及培训机会少、城市生活成本高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影响,进而提出了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的政策建议.     

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留城意愿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分析

农民工城市消费受到个人与家庭决策两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包括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留城意愿的农民工城市消费理论框架,结合5省3524名农民工的专项调研数据,探讨个人与家庭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两类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对其城市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第二,留城意愿对农民工城市消费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迁移家庭完整度对其消费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留城意愿间接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消费;第三,留城意愿在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与其城市消费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农民工家庭式迁移的特征及其效应

农民工群体家庭迁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广东、江苏两省外出务工农民工调查,发现家庭迁移农民工基本退出农业,在城市的工作和居留更稳定,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意愿强烈,具有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倾向而不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倾向,是最可能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家庭式迁移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也导致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大量闲置浪费,这些农民工年老后退回农业和返回农村意愿更强烈,规避风险的途径仍然依赖于土地和农村,退出农业具有阶段性、短期性。政策上建立起家庭迁移农民工的规避风险替代机制,消除农民工对土地和农村的风险依赖,保障迁移农民流转中土地权益,促进承包权、宅基地流转扩大及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来自四川省的实证

[目的]利用四川省400农户710个务工个体调查数据,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期加深对农民工迁移选择行为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为优化农民工就业环境,合理引导其迁移行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有益借鉴。[方法]在控制务工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落特征基础上,将农户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类,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社会资本对务工者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均有显著影响。就认知性社会资本而言,农户年赠送礼金越多,过年登门拜年朋友数量越多,通过媒体等其他途径就业,农民工越倾向于近距离务工;而过年登门拜年亲戚数量越多,有家人和亲朋好友介绍工作,农民工越倾向于远距离务工。就结构性社会资本而言,有工作网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远距离务工,而有事业单位网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近距离务工。[结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均有显著影响。政府在加大三农财政基金投入的同时,应当适度整合农民工社会资本,增强农民工群体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的缺失及制度构建研究

经济的发展促使改革开放加快步伐,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展速度也随之提高。城市中出现大规模的兴建土木,城市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一批强大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务工,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他们在城乡边缘徘徊,出现无缘医疗保险、无缘养老保险的权益缺失现象。为确保农民工权益,国家应采取适合农民工消费水平的保险措施,完善我国农民工保险措施,同时确保我国和谐稳定发展。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实证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对四川省返乡农民工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外出务工时间以及与企业签订合同的状况对其选择继续外出务工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跨区务工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估计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务工距离与个体特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关系,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变量与务工距离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不突出,表明农民工的家庭形态差异及居住地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就业类型、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消费

农民工的就业、消费与社会保险是其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估计了不同就业形态下,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对单位就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提高了其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有促进消费的作用,且在有城市定居意愿的群体中,这种促进作用更大;而通过年龄分组发现,养老保险的消费效应仅存在于45岁以下群体中。对个体就业农民工,养老保险对其城市消费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且这两种作用互相抵消,表现为有无养老保险者在消费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从职业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是职业主体和职业环境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职业能力获取和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引入到职业自我效能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中,识别职业能力获取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中介效应,探究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处理实证数据,研究结论表明,职业自我效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职业能力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和市民化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确定性职业环境负向调节新生代农民职业主动性和职业能力获取的关系。     

农民工“农转非”个人决策影响实证——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城市融入的视角,通过对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农转非"意愿调查的实证,梳理农民工"农转非"的个人决策影响因素,并检验重庆市关于农民工"农转非"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城市就业、生活情况和农村联系情况对农民工将"农转非"的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工作稳定性、家庭收入水平、城市住宅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参与度越高,在农村没有经济利益牵绊的农民工往往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因而其"农转非"的倾向越强。据此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公积金体系,并赋予优先分配权;完善土地弹性退出机制,创造和谐就业环境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影响其"农转非"个人决策的重要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四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根据西北四省(区)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例如年龄和婚姻状态对其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例如合理的劳动强度、安全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因素例如务工动机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态度也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发展导向的务工动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禀赋中,良好的家庭条件、在本市务工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发展,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和在城市从事工人工作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务工的现实生活中遭到不平等的待遇,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和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现状,也更有必要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