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呈现负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人均GDP、市场化指数、基础设施状况、开放程度才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1—2007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业产出和环境污染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制造业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的关系,并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形状。研究表明：FDI对促进中国制造业快速增长起积极作用,且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能有效减少其所流入行业的污染排放。进一步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并提高引资质量对改善制造业环境质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北地区FDI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2000-2012年我国西北五省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FDI对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西北地区FDI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并不大。通过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现,在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的影响下,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在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下,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根据结果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外贸易开放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引资质量;注重人力资本,加大教育投入等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已经成为影响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章在分析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基础前提下,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2000-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发挥FDI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基于不同发展路径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为例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广东3省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三大模式的发祥地。本文以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模型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在粤苏浙3省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浙江两省的本土制造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对广东省则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3省制造业发展路径的差异,包括产业结构演变、内外资格局、国际分工定位的不同是产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由此说明,单纯推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不能解决我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关键在于根据产业发展路径的结构特征在发展战略与政策方面做出恰当的选择。     

产业集聚与FDI关系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制造行业数据

本文就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集聚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     

FDI对中国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是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行业之一,FDI提高了该行业的技术水平。本文运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无线传输设备制造业等五个子行业的数据,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在该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装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数量和质量视角

本文选取2004年～2019年江苏省装备制造业面板数据,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角度,分别从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数量和FDI质量两个角度来分析与江苏省装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FDI数量还是FDI质量,都对江苏省装备制造业出口竞争...     

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研究

文章在综述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从反倾销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机理;二是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判定。     

不同规模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江苏省制造业面板数据

一直以来,江苏省都是我国FDI流入最多的省份,而其中2/3以上都流向了制造业。本文利用2004²012年江苏2位数制造业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差分GMM广义矩估计方法探讨FDI对江苏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了不同规模的FDI对江苏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省制造业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不同规模的FDI对技术溢出效应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本文首先定性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区域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形成、工业发展、出口等方式来拉大各区域的发展差异。紧接着,通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珠三角地区GDP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对东西两翼地区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中,有92.6%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     

珠三角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文章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九市服务业2000～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剖析了影响珠三角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了其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规模的效应分析

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领域是制造业。伴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移,我国制造业规模在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规模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制造业发展规模的效应进行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化与环境污染——基于1998-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市场化视角,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当地市场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依赖于各地的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区域的环境质量,而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却恶化了当地生态环境。换言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会逐渐改善流入地的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领域是制造业,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后向关联效应的行业差异性分析——基于我国制造业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东道国相关产业发展,然而这种关联效应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不同行业其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关联效应存在差异,对于后向关联效应较强的行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反之,则应适度缩减。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5年制造业15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进行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后向关联效应,以确定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FDI、职工工资与行业收入差距——以广东为例

文章以广东为例,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职工工资与服务业行业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服务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具有微弱的正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广东生产性服务行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消费性服务行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利于广东各服务行业收入差距的缩小与收敛,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行业收入差距。     

江苏省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江苏省的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所包含的具体行业,并结合江苏省的面板数据,运用偏相关的统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在全球化视角下,江苏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先进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未能在二者的发展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文章最后就此对促进江苏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以江苏为例

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3年的年度数据,采用江苏十三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分析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最看重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质量比较看,现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还是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的相关性并不大。     

双边投资协定、区域制度与区域外商直接投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区域制度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较大。因而,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区域制度与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问题,不仅有助于双边投资协定理论的丰富,还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以199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FDI综合动因理论并利用门槛模型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区域制度均对区域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双边投资协定与区域制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利用区域制度作为门槛变量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对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区域制度门槛:相较于区域制度高于门槛值的区域,双边投资协定对区域制度低于门槛值的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积极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努力完善区域制度,不仅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有利于缩小区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促进中国经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