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FDI向内地转移的趋势与促进策略

由于我国沿海与内地区位优势的变化,近年来出现沿海外商直接投资(FDI)向内地转移的趋势.本文对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优惠政策和劳动力因素等投资区位优势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内地在优惠政策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优势,进而提出促进沿海FDI向内地转移的对策.     

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1990²011这22年间中国制造业的RCA指数、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及FDI的变化进行的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逐年提高,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也很快,而吸引的FDI虽较多,但是近年来的增长率放缓。对中国劳动力成本及FDI建立了ARMA模型预测、对劳动生产率建立BP滤波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将不可避免,而我国吸引的FDI将在20132011这22年间中国制造业的RCA指数、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及FDI的变化进行的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逐年提高,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也很快,而吸引的FDI虽较多,但是近年来的增长率放缓。对中国劳动力成本及FDI建立了ARMA模型预测、对劳动生产率建立BP滤波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将不可避免,而我国吸引的FDI将在2013²018年逐步趋稳,增长率很低甚至出现负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将在长期内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然后用影响因素制造业RCA指数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劳动生产率和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不能再继续依靠招商引资的方式提高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只有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才是保持和提高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最佳途径。     

基于投资成本的FDI区位选择问题研究

本文从成本视角分析了FDI区位决策的价值取向,即影响FDI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分解为三大类: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中,劳动力成本是构成生产成本的主体部分,而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于生产成本来讲,对FDI区位决策影响较小。文章特别提出,劳动力成本影响FDI区位决策具有特殊性,即外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与企业类型有关,大多数外资企业在做区位决策时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视为主要考虑因素,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主要考虑劳动者素质而不是劳动力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制定引进外资政策时,要根据外资企业类型制定差异化引资政策。     

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与FDI吸引力研究——基于中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

选取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推导出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FDI吸引力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运用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各省区市FDI分布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FDI的地区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劳动力成本与FDI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劳动力成本对FDI的吸引存在着门槛效应,市场规模对FDI的吸引有本地市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分布的实证研究

我国吸收的FDI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9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和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为重视的因素.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FDI在华区域分布也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目前还不甚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引进FDI的相关政策建议.     

FDI区位变迁与制造业区际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建立制造业区际转移动态面板模型,依此对FDI区位变迁与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的相关关系、作用效果、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FDI区位变迁和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均呈现出"东出西进"和"就近转移"两种趋势;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区位变迁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区域层面来看,FDI区位变迁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规模具有扩散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规模具有集聚作用,且在中部地区的集聚作用更强;从行业层面来看,FDI区位变迁对于促进大部分制造业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向东中部地区转移、医药制造业向东部地区转移具有显著影响。     

空间相关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以2006年中国大陆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进行实证研究。对全国城市分析的结果发现:除了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以及集聚经济以外,空间相关性也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一个城市吸引的FDI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区位条件,还与周边城市的FDI正相关;劳动力成本在区位决定中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地区的分析发现,FDI在东、中、西部城市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     

江西省吸引FDI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理论,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影响江西省吸引FDI的关键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扩大的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成本,是江西省吸引FDI的重要经济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修正后的斯亚斯坦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模型,来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从而得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以及农村劳动力个人转移决策的影响因素.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吸引FDI的现状,然后对中国吸引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政策、劳动力成本是我国早期吸引FDI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的转型,劳动力成本对于吸引FDI的作用越来越弱,优惠政策对吸引FDI的作用也被逐渐弱化。而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吸引FDI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本文针对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     

区域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数据

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就安徽省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会抑制FDI的流入。因此,未来安徽省应加强环境政策与利用FDI政策的协调,构建利用FDI的综合区位优势,以提升利用FDI的绩效,改善生态环境。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修正后的斯亚斯坦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模型,来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从而得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以及农村劳动力个人转移决策的影响因素。     

浅谈中国国际贸易产业地域转移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贸贸易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由于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承接了大量的国际加工贸易。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东部沿海往往成为跨国公司FDI的首选地,经过多年发展,东部原有的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享有政策优惠等比较优势受到资源匮乏,土地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逐步丧失,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开始往中西部地区迁移。本文从探讨国际贸易产业地域转移的成因出发,聚焦中国产业转移,分析产生这种产业转移的内外因素,探讨中西部地区适合承接的产业类型以及国家引导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中国FDI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帕累托式的FDI空间配置有利于区域协调增长.本文研究表明,中国FDI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在动态趋势方面,东部优势减弱,中部综合优势明显.在国家、区域间和区域内3个层面上,FDI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在国家层面上,市场、公共资本等因素权重较大.在区域间,区位、知识与技术、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较关键.在区域内部,各因素重要性各异.     

我国FDI区位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认同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我国4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虽然我国FDI流入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却呈现出疲软态势,而印度、东南亚及非洲、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FDI区位转移的意向地。本文针对我国吸引FDI优势不断弱化的现象,认为我国需要以市场规模、技术、市场完善、吸引高层次多元化投资为着力点,再次激发我国吸引投资优势。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FDI政策创新——基于FDI位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特别意义。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就FDI选择因素来说,东北三省具有较大的同质性,省际差异并不显著;区域层面上,该地区市场优势明显,但科技创新明显滞后,劳动力成本也较高;省际层面上,市场潜力、区位优势、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从正面影响着FDI布局,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和基础设施滞后则是三省共同的不利因素。在省内层面上,辽宁具有市场优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力成本较高;黑龙江较小的经济规模构成了FDI的严重制约,而吉林在各方面基本处于相对劣势情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FDI激增对东南亚FDI的影响:基于1986-2001年板面数据的分析

近几年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激增这一现象,有些学者认为其挤占了东南亚经济体的投资。本文采用固定因素估计量,运用FDI区位决定因素模型来测算中国FDI与东南亚经济体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86-2001年间中国是提高而不是分流了其邻国的FDI。     

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地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比较传统的市场规模、劳动力、土地成本等一般影响因素,我国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差异也可能会对FDI的流入量产生影响.区别于已有以FDI总量为研究对象,本文基于我国22个省份2004 ～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不同响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差异对日本和新加坡的FDI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其他国家而言,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发现,香港和韩国更看重中国大陆的市场和资本聚集度,而欧美发达国家偏好那些技术缺口较小、劳动力质量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成为主要关注因素.     

要素禀赋、厂商优势与FDI流出

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要素禀赋和厂商优势,对该理论的H—M—B模型进行了扩展,理论分析表明,一国要素禀赋将决定该国厂商优势的特征,进而影响该国FDI的流出水平。当一国熟练劳动力要素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要素越丰裕,厂商差异化优势相对于低制造成本优势越强,厂商越倾向采取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该国FDI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该国FDI发展水平越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中国的引资优势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了中国与周边主要发展中国家引资的要素竞争力,并利用1995-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劳动力成本及其他主要引资要素的影响差异与影响力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优势自2004年开始逐步丧失,市场化水平缺乏竞争力,但市场规模竞争力很强,政府效率及基础设施的竞争力逐步上升。经验分析的结果则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目前尚未削弱中国的引资优势,且该要素对中国引资的作用明显低于其他引资要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及软硬基础设施对引资的作用力明显大于周边国家,但市场化水平在中国不显著而在周边其他国家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市场规模、市场化水平及软硬基础设施对所有样本国家总体的作用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时期变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