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

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且对于不同程度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来说,这种积极作用存在差别,即存在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门限效应”。从偏效应看,创新型人力资本削弱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积极影响。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特征异质性看,低中技术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的积极作用更显著,且在不同技术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创新型人力资本效应的影响不同。     

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缓慢的原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我国凭借自身劳动力成本、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环节的结果,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情况的,并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少的生产环节,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差,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本文从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动力不足、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能力不够、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存在阻力三个反面,分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缓慢的原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我国凭借自身劳动力成本、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环节的结果,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情况的,并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少的生产环节,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差,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本文从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动力不足、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能力不够、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存在阻力三个反面,分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金融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通过构建具有部门联系的理论模型,将金融服务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纳入统一框架之下,刻画了本国金融服务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随后,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2007-2018年45个国家14个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国金融服务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通过加速制造业生产流程数字化转型和推动生产环节向研发端攀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对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行业来说,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对其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越强;对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低的制造业而言,本国金融服务发展对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则有助于提升这类行业的GVC分工地位,国外金融服务有助于弥补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

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实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跃升的问题。通过采用2001-2011年中国与其他41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及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和地位,并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和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决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关键因素。当融资约束较少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如果融资约束较大,则会引致产业向价值链低端偏移。此外,出口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将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影响及对策研究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的不断升级,带来了整个国际体系内的格局的调整,国际内的产业间分工也转化为产业内的分工。我国装备制造业在整个国际分工调整后,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认识并有效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在的影响,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浅析南昌市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文章基于对南昌市制造业现状的分析,结合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提出了提升南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否改善制造业企业资源错配？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海关进出口和上市公司数据,考量全球价值链嵌入（GVC）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投入扭曲、企业资源错配之间存在U形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吸收能力这两个渠道影响企业资源错配;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本投入扭曲的U形关系只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存在,与劳动投入扭曲的U形关系只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存在;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错配问题将更快得到改善,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受益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资源错配之间的U形关系更显著。     

基于生命周期的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模式研究

集群生命周期、嵌入模式与集群升级三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集群生命周期影响嵌入模式的选择,而嵌入模式又决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效果.通过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模式权变选择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集群生命周期从诞生到衰退阶段演进,嵌入模式将经历从贴牌生产、互利合作、交钥匙工程、出口、被并购的一个转换过程;当集群嵌入模式类型的选择与集群生命周期的作用规律一致时能促使集群实现有效升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本文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升国家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但是会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并经异质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中介渠道显著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门限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