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业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医药业的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在长期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是技术进步的Grange原因;从长期看,二者对技术进步都有促进作用,且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影响比较明显。自主创新的资本投入和技术引进在短期内对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外资研发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产业层面的面板协整检验

本文利用中国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混合组间均值估计方法对外资研发与中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PanelDataCointegration)和估计。新的检验方法表明,无论是以新产品开发项目数,还是以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协整检验统计量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资研发与国内企业专利申请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同时,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内外资研发与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幅度为52.8%,且短期内各个行业对长期均衡的反馈程度各不相同。     

技术进步对我国出口稳定增长的影响——基于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方式使我国出口稳定增长难以为继,而技术进步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采用我国各地区1985-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我国整体及各地区出口稳定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促进我国整体的出口增长,但技术进步对我国出口增长的短期影响没有长期影响明显.此外,在不同地区,技术进步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不同.在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会促进该地区的出口增长;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没有明显地促进出口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进口的增长在长期内有促进作用,在短期内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外资对外贸结构优化有一定作用,但中国外贸结构优化不应过分依赖外资引进。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利用外资，将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希望通过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特别是软技术。但国内外学者对外资能否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观点并不一致。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描述我国技术进步，将全国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作为解释变量来描述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并试图通过运用Engk—Granger协整关系检验来研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共同趋势，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技术进步的短期波动情况。在分析检验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结论并提出应有选择的引进技术和提高企业消化吸收能力的政策建议。     

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实证:1979-2008

基于1979-2008年国家统计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理论、ECM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经验关系.协整检验发现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ECM模型证明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短期的负相关关系,虽二者短期波动不可避免,但能够收敛于长期均衡状态不过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力度小得多;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出口导致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方向.并根据以上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分别以上证综合指数、上证基金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深圳基金指数为研究对象,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上海与深圳两个股票市场与基金市场在新的市场行情中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波动的影响,研究中国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运行相关性特征,为投资者在两个市场上的投资提供决策性指导。     

中国跨国并购的政策动因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外资并购与民营并购绩效比较的视角

外资并购在我国普遍受到优待,然而随着我国跨国并购市场的日益开放,正确审视外资并购与民营并购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迫在眉睫的热点问题。笔者以外资和民营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两种并购方式下目标公司长期和短期市场绩效进行了比较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外资并购短期绩效显著高于民营并购,外资并购长期绩效显著低于民营并购。这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外资并购和民营并购的绩效,也有助于揭示我国未来的相关并购政策的走向。     

外资游动与中国货币流动性动态关系研究

利用协整和脉冲响应等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货币流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差额和投机资本之间长期的动态关系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机制。结论是,中国货币流动性与三种形式的外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出口差额短期内即可造成流动性的扩张与收缩,长期影响则更明显;外商直接投资中、短期内不会对货币流动性带来剧烈影响,但长期内会导致流动性反向剧烈波动;投机资本对流动性的影响,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显著的。最后,从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和控制投机资本方面提出了建议。     

国际资本流动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我国的实证检验(1998-2006年)

本文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实际利用外资和房地产价格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纠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房地产价格上涨吸引了外资的流入;长期来说,外资的流入对我国的住房价格上涨产生了影响.在现阶段控制外资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有利于保持我国房地产价格的稳定.     

Does method selection matter? A new look at FDI and human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

Using the data that comes from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R&D expenditure and the FDI externality effects on th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of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ffects of FDI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pend in part on the adopted approaches. We believe that the dynamic model dominates the static model estimates. This paper finds little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from FDI and indicate that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es are mainly rooting i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ther than technology spillover induced by FDI in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y.     

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演变

本文利用全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演变。结果表明,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整体上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存在着一定的促发效应,但对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无显著影响,FDI并不能为中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带来实质性提升。同时对1988—1997年和1998—2007年的分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正在发生演变,由1988—1997年期间的显著性影响逐渐演变为1998—2007年期间的不显著影响,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对FDI的影响产生了弱化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就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一些建议。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FDI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量集中在FDI对中国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层面,而鲜有文章注重FDI对单一省份技术外溢的研究。分析FDI对浙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合浙江利用外资的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改善这种局面。     

所有权性质、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效率溢出——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FD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溢出和不同区间下技术无效率参数的边际效益。研究发现:FDI技术效率溢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效率,对装备制造企业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溢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改变所有权性质,产业集聚仍然对技术溢出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降低;行业规模扩大和R&D投入增加均有助于该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FDI溢出效应、创新活动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源积累以及FDI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产生正向的影响。当区分行业中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后再进行检验时,结果差异很大,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而非科技创新投入,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不利影响;而三资企业中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来源于FDI技术外溢效应,而不是来源于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源的积累。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要小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FDI规模扩大对就业具有直接的创造效应,但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3)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与世界经济增长和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与FDI只有较弱的相关性;(4)FDI对于内资企业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的溢出效应不大。     

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包括国内知识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和地区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通过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2—2006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区域R&D投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自身科技投入是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受中国目前引资结构和质量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特别是通过FDI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与当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FDI引资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An empirical study on FDI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article has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novation investments,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 due to FDI and regio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 use the panel data sample in 1992–2006 from China’s 29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or autonomous regions) to test the impact of China’s regional R&;D investments,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FDI on its regio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t reveals that the local invest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or the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China’s current FDI,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s from FDI, especially through the FDI enterprises’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re not obvious; the local gains in i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rom FDI depends on it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 giv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FDI poli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