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互动、信任与整合：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机制——杭州市涝湖村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呈现新的治理形态。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涝湖村“鹰眼盯”数字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提炼出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三重实践机制。研究发现：互动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赋能使得乡村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互动朝着互动主体自主化、互动方式技术化和互动内容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信任模式逐渐向数字信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乡村基层治理透明性和回应性的提升促进了村民信任重建；整合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动态过程，通过数字赋能，乡村基层实现了空间、结构和数据的再整合。此外，数字技术嵌入也给乡村基层治理带来种种挑战，如数字“负能”、“数字形式主义”、村民数字素养差异以及长效发展困境等。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可以优化和改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使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乡村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城乡融合和协同治理趋势逐步形成。然而我国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治理主体单一和治理观念落后、集体经济支撑作用不充分、治理制度缺失和社会保障较为滞后等。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包括：持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集体经济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夯实乡村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的制度基础。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建立健全“三治合一”善治体系

正"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回答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进程中"乡村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契合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机制融合力和有效创造力。一要坚持自治为本,以自治增活力。着重从健全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入手,尊重民意、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基层民主实践的效率效能,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群众知情     

基层治理视阈下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举措

创新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促进乡村地区和谐永续发展,建设乡村文化是必然要求。弘扬优秀乡村文化有助于培育共同体意识,对乡村基层治理有凝聚人心的作用,有效的基层治理也为乡村文化建设创造条件,二者相辅相成。文章梳理了基层治理视阈下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认为文化建设中环境支持不足,农村居民缺乏文化自信。可通过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重塑农村居民价值观念,同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为文化建设保驾护航,营造繁荣的乡村文化氛围、有效的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系化”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性跨越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系化的目标就是形成党建引领下的三治融合、协商民主、治理效能等的结构统一体,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强健的治理体系化之“体”来引领多元的乡村社会生活之“系”的过程,就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化的过程。体系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新方向新要求,既是新时期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也打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现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形塑着政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对象。以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多指向城镇治理,基于治理理论,勘定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边界,进而指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价值困境、制度困境与行动困境,应遵循乡村治理主体全面协同、乡村治理机构系统化与乡村治理方式科学化的逻辑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浅谈农村基层组织现代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农村基层组织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重要保证,是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根本保障。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组织现代化建设还面临着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治理机制落后、村委会与社会组织易被干预和农村基层体制不完善等困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现代化建设,要重点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坚持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实现农村基层组织与社会自治组织协同共治,扩大公众参与度等。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多主体参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现条件与模式构建：以江西省国家宅改试点为例

宅基地制度改革关乎城乡发展战略,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关系,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探索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模式,对于推动改革实践至关重要,并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宅改模式就是要充分调动多方主体共同构建宅改规则,共同维护改革运行,共同分享改革红利,其中多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与情感关联就是促进其积极参与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来源。本文基于课题组在江西省四个国家宅改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多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与情感关联对改革的影响,探讨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宅基地改革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并提出构建多主体共同利益基础、明确多主体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多主体人情关联网络和发挥乡村社会文化纽带作用是保障宅基地改革模式有效运行的关键。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乡村已向现代化乡村逐步转变，但在乡村治理方面，还未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如：村庄空心化、边缘化现象严重、人力资源流失、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下降、制度失灵以及乡村精神文明缺位等。面对困境，新乡贤能够发挥其率先垂范和激励情感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本文理清了新乡贤和乡村治理之间的内部关联，剖释了新乡贤的丰富内涵与现实价值，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策略建议，进一步强化新乡贤参与村治功能，走出乡村治理困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生机制、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乡村治理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农地流转，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特征重塑了乡村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其发生机制；其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分析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提出重视社会化服务减少贫富差距、培养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农民、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义务，以及提高向心力培育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走乡村善治之路

正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5000多年的治乱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基层治,则国家稳、百姓安;反之,就会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是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压舱"工作。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