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试验田政策对地区零碳目标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8年我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ID模型分析绿色金融"试验田"政策对地区碳减排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推进实现"零碳目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异质DID模型考察政策效应的内在差异.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验田"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碳减排从而助力实现"零碳目标";机制检验表明,"试验田"政策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促进地区碳减排,但绿色技术水平这一路径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试验田"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浙江省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政策效应,而新疆、江西、贵州和广东则无显著差异.     

中央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政策模拟与评估——基于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为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提出探索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本文将金融加速器框架与环境模型相结合，构建环境一般均衡框架，重点对中国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选择、经济效应与政策评估进行分析讨论。研究发现，绿色量化宽松政策、绿色宏观审慎政策、绿色合格抵押品政策及绿色再贷款政策等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都降低了碳排放对经济产生的负外部性，提高社会福利，理应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选项。不同央行碳减排工具的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绿色量化宽松政策和绿色再贷款政策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挂钩，倾向性增加绿色企业或行业流动性，保障经济稳定的同时，也抑制非绿企业或行业碳排放，减轻碳排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外部性。相比而言，使用绿色宏观审慎政策和绿色合格抵押品政策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进行结构性引导，对碳减排产生较大促进作用，社会福利改进显著。银行资产配置“黏性”程度是影响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及机制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绿色转型。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对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进行探索。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可通过能源结构、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三种路径间接降低碳排放,碳排放减排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最为显著,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效果不明显。发挥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的转型作用、提升金融机构资金配置效率、加强地区空间联动应是未来绿色金融发展赋能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转型金融与企业碳减排效应

以2014年中国开展碳市场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9年中国八个高碳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碳市场交易对高碳企业的减排影响，以及转型金融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不能有效促进参与碳市场的企业减排，甚至还增加了企业碳排放。第二，转型金融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共同作用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减排，并且这种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碳减排净效应可以有效抵消单一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碳排放增加的净影响。第三，转型金融通过促进提升高碳企业的减碳技术水平，进而激励企业降低碳排放。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要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高碳行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加快转型金融发展，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发展，适时引入碳税政策，充分发挥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促进企业碳减排方面的协同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经济改善了区域碳排放水平吗？——基于减排和增效两个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开展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的必然之举，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发展数字经济能否改善区域碳排放水平，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于碳减排与碳增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减少区域碳排放量，提升碳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公众环保意识从而改善区域碳排放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资源型省份以及政府支持水平较高省份的碳排放量和碳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建议采取差异化、动态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为低碳减排赋能。     

金融支持碳普惠制发展研究：制约因素、实践经验和对策建议

金融支持碳普惠制发展能实现微观领域碳减排和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的双赢目标。本文基于我国碳普惠制试点实践,分析我国碳普惠制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借鉴国外有关碳普惠制实践经验基础上,探索建立以金融碳账户为核心的碳普惠发展机制,从搭建碳征信服务体系、量化碳减排核算标准、优化绿色金融管理机制、完善正向激励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助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本文基于2013―2019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城市、高金融水平城市中更加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来减少碳排放量。     

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绿色金融有助于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双碳”目标的达成也有赖于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我国作为碳排放量第一大国，且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建设发展时期，探讨如何以绿色金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十分必要。本文在理清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找出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在支持“双碳”目标上面临的需求和障碍，然后从政策保障、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三个层面提出以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针对性举措和改进思路。     

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作为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对达成双碳目标、推动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基于空间视角，阐述绿色金融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途径，其次通过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测算了各省份碳排放效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碳排放效率，而且对临近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优化完善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能力，创新绿色能源技术，加强地区间协作以促进节能减排，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在推进“双碳”目标和城镇化亟须绿色转型的背景下，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类U”型关系；（2）从区域层面看，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3）在绿色公共投资影响绿色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中，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比为23.1%。在策略问题上，应采取加大绿色公共投资力度、优化绿色公共投资区域配置结构、强化绿色公共投资监管等措施，积极发挥绿色公共投资提升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效能。     

绿色低碳发展下的企业环保成本状况及变化趋势研究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逐步推动了我国企业环保成本的上升。从污染减排成本看,企业的环境保护税负担较低,但污染治理成本高;从碳减排成本看,企业碳交易成本影响较小,但减排约束将逐渐显现;从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成本看,企业生产和出口成本显著增加,并开始向上游传导。现行相关政策存在着环保税调控作用弱化、碳减排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强化等问题,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也面临多重风险与困难。为此,建议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做好减污、降碳、扩绿与发展的平衡;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继续加大减污调控力度;逐步加大碳减排政策调控力度,稳步推进“双碳”目标实现;企业与政府双轮驱动,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金融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何降低能源强度,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值得探讨。本文旨在评估绿色金融发展在降低能源强度中的作用,基于2010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熵值法测度绿色金融指标,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价绿色金融与能源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增强环境保护力度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能源强度;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降低能源强度的影响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禀赋型省份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禀赋型省份的作用尚未显现。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ESG表现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注入动力,引导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进碳减排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2009—2022年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且影响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更易受到试点政策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政府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评估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推动效果,引导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环保绩效,促进低碳经济的建设。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助推器。本文以原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39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率,但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效率,最终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实践证据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研究,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摘要：绿色金融作为一种结合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工具,已经成为助推碳减排的新动能。基于2009－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双向固定效应、调节效应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碳排放;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先增加后减少;中西部地区和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地区,绿色金融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碳减排效应。要通过积极开展动态的绿色金融实践工作,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绿色金融政策推动、市场发展与工业绿色转型——基于甘肃省与全国各省的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2020—2022年《中国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数据,从政策推动和市场建设两个层面研究甘肃及各省绿色金融发展特征,并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绿色金融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绿色金融发展有效降低了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节能效应更为显著;从绿色金融政策推动和市场建设来看,二者的节能效应相似,但降碳效应中,金融市场的作用更为显著。通过对甘肃省与其他各省的比较研究发现,甘肃省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较高,但政策的节能降碳效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绿色金融市场效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但金融市场规模相对较低。为有效提升甘肃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转型促进效应,需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注重绿色金融政策对工业节能增效的激励约束,持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扩大绿色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制造业碳排放——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以2012—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和总体碳排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的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制造业碳排放，该影响机制在替换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后依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为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