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及实施情况

韩国基础科学研究始于1977年韩国科学财团的设立。韩国科学财团作为国家基础研究支援机构，科研经费主要从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和科学财团基金获得。经费主要分配在基础设施建设、对一般性研究的支援、对新兴科技研究的支援、参与国际共同研究等。1978年开始每年制订“基础科学研究实施计划”。为使基础科学研究走上法制轨道，1989年12月制定出台了《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1990年11月颁布了总统令《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施行令》。     

印苏科技合作概况

印度和苏联之间的科学交往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只是在1960年才开始真正建立的。是年,两国签订了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双方开始在高等教育、中专教育、卫生和基础科学等方面交流学术资料和学者互访。为了促进印度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了一批专门院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孟买的印度技术学院及其所属航空系、     

加拿大的基础科学研究

加拿大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没有制定专门的发展战略,在支持研究与开发的优惠税收政策等方面对基础科学研究也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由于受到政府科学技术发展主要是面向经济建设和提高就业的“实用化”科技发展政策的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结构问题及优化措施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在结构上存在人物奖缺乏、奖励对象狭窄、缺乏国际性奖励、单项奖太少、缺乏基础科学奖励等问题。相应地提出,以奖励科技人员为主、拓宽科技奖励对象、增设国际性奖励、重视基础科学奖励、调整政府奖与民间奖的侧重点等优化措施。     

财政支持自主创新的途径与方式

1.增加财政科技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科学研究和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应用研究,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来承担。财政要不断增加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投入,保障其经费和研究需要,保证基础科学研究为自主创新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在应用科学环节,主要支持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以及创新过程复杂且需要交叉的学     

美国航空研究和开发政策

自1903年莱特兄弟首次成功飞行以来,美国政府在推进现代航空基础科学和技术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但从未出台指导航空研究和开发的联邦政策。2006年12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关于国家航空研究与开发的行政令,同时发布美国政府首份《国家航空研究和开发政策》文件。行政令指出,航空和飞行科学的持续发展对美国经济繁     

基于大科学设施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雨林模型”与演化交易成本视角

多种类型大科学设施在特定区域集聚,有助于实现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应用、工业企业制造等多领域前沿人才和创新资本要素集聚。具备多样性生物集聚、创新要素快速流动及互利共生等特征的"雨林模型",常被用于描述极具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和解释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在"雨林模型"和演化交易成本视角下,分析基于大科学设施的创新生态系统历史演进和发展现状,发现创新中国大科学设施投资模式有利于构建大科学设施集群演化为"热带雨林"的组织基础和个体行动选择基础。     

浅谈真空技术在幕墙领域的应用

真空科学是一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紧密结合的现代基础学科，广泛用于民用、工业及航空航天等领域，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进步及工农业的发展。真空科学技术已成为各行各业科技工作及工艺人员的必备知识。学习掌握真空科学技术成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在建筑幕墙领域，真空技术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基于大科学设施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

多种类型大科学设施在特定区域集聚，有助于实现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应用、工业企业制造等多领域前沿人才和创新资本要素集聚。具备多样性生物集聚、创新要素快速流动及互利共生等特征的“雨林模型”，常被用于描述极具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和解释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在“雨林模型”和演化交易成本视角下，分析基于大科学设施的创新生态系统历史演进和发展现状，发现创新中国大科学设施投资模式有利于构建大科学设施集群演化为“热带雨林”的组织基础和个体行动选择基础。     

国外基础研究政策概貌

本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后,基础科学的一系列巨大进展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化,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科学政策已成为各国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现将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基础研究政策作一简介。美国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为世人所瞩目,尽管目前它在国际竞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但其在科技领域仍雄居群首,独树一帜。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根本环节是基础研究,美国科学技     

韩国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院

1995年,韩国将七年前建于大田市的基础科学中心改建为基础科学研究院(KBSI),并扩展其功能,不仅具有原先为研究提供设备服务的性质,而且拥有自己的科研力量。 在基础科学中心的基础上,KBSI为其大田总部和汉城、大邱、釜山及光州四个分院安     

俄罗斯基础研究现状及发展对策

基础研究水平就总体而言，在原苏联以及俄罗斯，大部分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根据专家们的鉴定，俄罗斯在整个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有７０％的研究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承认，其成果符合或者决定了世界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当前，与世界研究标准尚存在差距的研究占３０％。参与国际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无疑对提高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准和实际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分析推广科研成果的可行性。通常，技术、工艺的先进性是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在生态和自然资源利用领域有２０％的成果…     

俄罗斯的基础科研现状

教育和科学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在国际上俄罗斯科学家享有很高的威望，俄罗斯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不是拥有核武器、石油和原材料，而是具有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如果一个国家不搞基础研究，是不可能有高的教育水平的。凡是教育水平高的高校，教师都在积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将来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研究状况好的高技能的科技队伍。俄罗斯的基础研究成就在世界科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１９０４至２０００年，在自然科学领域，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有１２人获９项诺贝尔奖，美国１５２项、英国５８项、德国５６…     

美国科学技术中心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与启示

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建立科学技术中心(STC),旨在促进科研领域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培养大批创新性人才以及实现多方知识转移,以更好地巩固其在国际上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导地位。研究发现,美国科学技术中心在运作模式上具有组织管理“集中—分散”、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知识转移有效、动态监测评估等多重优点。我国在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时,应充分借鉴其优点,不断提高我国高校协同创新能力与质量,为早日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创造有利条件。     

浅析颠覆性技术的内涵与培育——重视颠覆性技术背后的基础科学研究

当代技术进步呈现两种基本模式,即渐进性技术模式与颠覆性技术模式。颠覆性技术可以突破传统线性技术路线,对现有技术体系和市场结构产生变革性影响,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然而,相对于渐进-突变的纵向模式,横向学科交叉研究相对滞后。本文探讨了与颠覆性技术相关的重要概念,分析了颠覆性技术的内涵特征及其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认为基础科学的交融发展是催生未来颠覆性技术的培养皿,并在结论中提出对信息、生命材料和物质这四门科学优先配置资源将有助于覆性技术的产出。     

苏联的基础研究进展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认为它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和前提条件。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纲中明确指出:“必须确保发展探索性的基础研究,确保科学思想在国民经济和人类其它活动领域中最迅速的物化。”苏共中央总书记 M·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6月就指出:“基础科学是各种思想的源泉”,“可以打开通向新领域的窗口,提供达到新的效率水平的方法”,因而在发展科学事业中应“优先发展基础科学”。他在苏共二     

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

采用罗默的思路,将经济体系分为研发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通过研发部门中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以及试验发展研究都纳入了经济增长分析框架。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研究人力资本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式,推导出三部门实现利润最大化条件,分析由人力资本外溢性导致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外溢性可以解释内生的技术进步;基础科学研究人力资本比应用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本具有更大的外溢性;基础科学研究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更大。     

多元知识探寻与后发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电信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当后发企业由追随向引领转型时,将致力于对全球化技术、基础科学等多种知识来源的积极探寻,以推进自身技术创新。基于专利及引文数据,分析海外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对后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海外技术知识转移水平与后发企业创新呈U型关系;知识来源的地理多样性则正向作用于后发企业创新。另外,企业科学关联度对后发企业技术创新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后发转型背景下,明晰企业对多元知识的技术学习机制和效果,对企业创新追赶及其国际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芬兰科技政策动向

1985年9月12日,芬兰政府向议会提出了新的科技政策的工作报告,决定要把今后科技工作的重点放到进一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技研究相结合,以及鼓励企业进行应用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三个方面。芬兰是个技术进口国,进口的技术需要消化和发展,这就需要其基础科学研究达到相应的水     

离开市场和人性,就难以建立价值

朱敏:目前存在着一种较为浮躁的学风,往往不做基础科学的论证、不以实证数据经过系统地研究而得出结论。这折射到的究竟是什么层面的问题?陈志武:我认为,这反映了教育体制的问题。正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培养人们去问问题、独立思考进行科学地反思,而是一味地愚昧接受、死记硬背。所以非常遗憾,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提倡"赛先生",而9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更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