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体城市土地-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科学评价城镇化过程中各要素发展的协调度是城镇化发展决策的关键。研究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趋势;面向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提出判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的参考值和分类评级标准;基于统一可比的实体城市地域客观划定城乡范围,利用弹性系数探究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实体城市视角度量协调度,人为影响较小,评价结果更加客观;此视角下2000-2020年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平均速度的比值普遍大于1;(2)结合历史数据、国家相关规划与政策导向,确定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判断的合理参考值为0.80;(3) 2000-2020年我国城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水平较高,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及特大规模城市整体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大部分城市城镇化系统处于基本协调或轻度失调状态;(4)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趋向协调发展,东部和中部地区及大城市协调水平整体上升,东北、东部和中部地区,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基本协调的城市数量占比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和中等城市发生人口收缩,小城市人口流失现象持续存在。     

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述评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土地扩张最迅速的国家之一,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状况比较严重,因此,促进二者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文章在梳理近年来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内涵以及二者失调的涵义及特征,总结分析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各类不同的研究视角、指标构建以及研究方法,剖析了二者失调的原因。最后,分别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个方面提供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商洛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商洛市为例,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指标体系,根据协调发展模型计算商洛市2007-2016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指数由2007年的0.1412增长到2016年的0.7312,土地城镇化指数由2007年的0.0963增长到2016年的0.7028,协调发展水平经历了失调、过渡和协调阶段。     

城镇化四维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协调发展评价

以往文献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城镇化。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维度构建了城镇化分析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评价方法,最后选择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具有中小城镇发展典型特征的中山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山市各层面城镇化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均有所上升,但各维度发展不平衡。其中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发展比较快,产业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中山市未来城镇化建设应注重从树立城镇化协调发展观、因地制宜选择合适发展路径、注重发挥市场作用等方面强化城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全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发展研究

研究1996年以来全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发展的阶段性与新趋势,支撑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修编。利用计量分析、GIS分析等方法,对全国城乡人口与用地增长阶段、城乡人均用地水平、城乡人口与用地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1996年以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经过了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阶段,目前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新趋势。全国城镇人地关系逐渐从不协调走向协调,协调发展地区的范围在扩大,人地失调的程度在降低,人地失调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全国乡村人地失调的程度在加重,范围在扩大。人口在城乡间往返式迁移造成乡村人地关系失调和土地利用粗放,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是根本出路。     

新时期山东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从人口分布格局的视角入手,深入分析山东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和趋势,指出山东省人口呈现"大集中、小分散"趋势,核心—边缘效应非常显著,核心区县市呈现就地城镇化,非核心区县市就地、异地城镇化并行;县城是就地城镇化的核心载体,小城镇和村庄则出现明显的分化。为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横向来看,应统筹兼顾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县市两类城镇化,其中核心区县市与中心城市和其他城镇实施网络化发展,非核心区县市重点突破县城和重点镇;并根据空间演变趋势,实施前瞻性的区域策略。纵向来看,应尊重人口流动趋势,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县城、镇、村协调发展。     

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历程、问题与展望

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城镇化道路的总结,需要充分把握城镇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与内在规律。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始终围绕着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线,整体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停滞发展期——解放发展生产力时代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代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期”三大发展阶段。高质量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面临着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失衡,人口过度集聚于超大城市,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三大差距制约、城市发展特色缺乏等诸多问题。未来应当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践,加强不同空间区域的城镇化研究,深化城镇化的成本研究,构建科学有效的城镇化政策体系,提升城市包容性,加快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向莆铁路江西沿线区域旅游城镇化发展对策分析

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农村人口继续大量向大中城市集聚,二是进入城市的新市民或尚未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将会主要从服务业发展中获得就业机会。江西城镇人口增加和向莆铁路运营为标志的旅游交通改善,促进了江西区域旅游发展。向莆铁路沿线旅游产业对城镇化积极影响表现在:促进农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化;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和无污染的城镇化。向莆铁路江西沿线区域旅游城镇化的对策包括:政府积极推动动,社会广泛参与与;吸引民间资本,培育旅游产业集群群,建设特色旅游城镇;推进土地流转,拓宽旅游用地来源,以推进土地流转为主要抓手来推进旅游城镇化发展。     

襄阳:农地改革助推新型城镇化

正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转型土地城镇化方式,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土地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的不合理现象,影响了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深入推进。在湖北省襄阳市这类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显著。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转型土地城镇化方式,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入手,构建协调发展模型,实证检验全国及三大区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规律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出现了积极的改进,但在各区域之间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σ收敛性检验则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并不大,且有收敛趋势。应以内涵发展为主、消除人口城乡迁移阻碍,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巩固和提升我国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     

城镇化进程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选取中国100个地级市和直辖市2002-2013年数据,分别考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两个方面与水环境污染的关系,并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对水环境污染影响具有微小的正效应,土地城镇化对水环境污染影响呈现N型曲线的特征,环境污染水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出"升高—弱化—继续升高"的发展趋势。在区域差异方面,不同的人均GDP水平与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城镇化发展对水环境压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表现不同。     

化解新型城镇化中的土地难题

新型城镇化是针对"土地城镇化"而提出来的,目的在于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实现"人的城镇化"。为了破解城镇化中土地紧缺的"瓶颈",本文提出了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利用土地效率的四种途径,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从而推进"人的城镇化"。     

叶剑平：城镇化进程中更大发挥土地效益

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经济演进过程,城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     

改革创新 保障城镇化合理用地需求

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设计新型土地市场,实现同地同权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将在未来与工业化、信息化良性互动,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城镇化进程其实包括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土地作为载体,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对于新型城镇化,2013年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提出,要以保障城镇化合理用地需求为重点,以提高城镇化质量     

从人居环境的发展角度审视城镇化建设

过去十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回望十年,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从高能耗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使人们对城镇化的未来充满期待.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这一切都表明,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已经进入视野.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困境、重点与对策探析——“城市病”治理的另一种思路

农村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就地城镇化在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解决异地城镇化带来的农村问题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半城镇化"问题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思想认识、产业支撑、制度藩篱、权责不匹配等严重阻碍了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的重点和核心,必须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推进就地城镇化,必须将科学规划作为首要任务,将制度改革作为关键环节,将美丽乡村作为发展目标,将解放思想作为发展动力,将技能培训作为人才保障。     

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市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是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基于2005—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城市全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进所在城市全域的新型城镇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县城载体地位提升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来推动市域新型城镇化，但未促进城市的产业城镇化和设施城镇化。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动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而对大城市和非工业城市无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县城为重要载体，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城市群建设是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群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因其区位优势独特、人力资源充足,从而成为我国推行新型城镇化后首个跨区域的重点开发地区。为了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发展情况和区域差异,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综合得分最高的是武汉市,整体城镇化水平发展最好的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大型城市相较于中小城市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更占优势;各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各城市群里省中心较高、边缘地区较低的结构状况。     

城镇化内涵综述及辨析

城镇化的概念是城镇化理论的重要核心;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当下,城镇化已覆盖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但目前学界对于城镇化概念的界定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威定义。因而本文主要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文明城镇化的观点角度对城镇化的内涵进行梳理和辨析,进而加深对城镇化的系统了解。     

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反思

我国在"九五"和"十五"期间,特别是"十五"期间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城镇化的发展",使本来已处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一步地加速,导致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冒进的态势.城镇化的冒进带来以下危害:城市建成区的急剧扩张与耕地减少;引发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致使城乡之间发展不够协调.因此,我国城镇化必须根据我国国情,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城镇化的发展必须和产业发展及就业岗位增加相适应;走健康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道路;突破基于经济理性城镇化的局限性;城镇化发展要实现三个统一,即必须注重表征和内涵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