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羁绊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民主意识还不够高、程序操作不够规范、法治意识普遍不强、经济管理不够民主等。究其原因,无疑是错综复杂的,而从文化的视角考察,主要有消极＂亚文化＂沉渣泛起、乡民＂原子化＂意识抬头、乡村封建伦理的流毒和影响、村民骨子里的自卑心理等因素的存在和交织。因此,要进一步促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观宣传,切实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努力发展乡村教育和福利事业,挖掘、汲取乡村习俗精华,适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充分发挥乡村人才的积极作用,等等。     

乡村主体性: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集中在工业和城镇,造成农业和农村长期发展滞后,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农民传统价值观趋于瓦解、乡村公共性严重衰退等诸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乡村产业、人口、文化等资源禀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可以说,从过去依靠城市辐射被动发展到探寻可持续的乡村内生增长模式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巨大转变。以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冯湾村为范本,对其实现自我发展的模式进行分析与总结,并提出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优化乡村生活环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来彰显乡村发展主动性,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战役,然而,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面临传承主体缺位、传承载体衰落、价值认同危机等现实困境,逐渐成为掣肘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正处在战略转型的关键期,打破乡村文化发展壁垒,就要从现存问题出发,增强农民振兴乡村文化的主体意识;把握乡村文化特质,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重塑农民价值观念,培育农民文化自信。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治理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而乡村治理问题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全面推进,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功能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本文着眼于乡村治理,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价值理念、工作方法分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势与挑战,并积极探寻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行路径。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的挑战与突破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引领乡村治理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需要,也是建设使命型政党、服务型政党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出现传统管控方式对基层的影响力减弱、基层的治理资源不足、农民分化引起群众动员和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基层组织结构失调等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必须进行要素整合,不断加强和提升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服务力。     

转型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塑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在迈入转型关键时期的同时,也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存在着诸如自然风险、结构性风险、制度性风险、技术性风险等诸多类型的风险。在经济政治体制加速转型与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更是蕴藏着大量的风险,各种乡村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乡村治理风险呈现共生趋势,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亟待重塑。     

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生态文化的发展机制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有助于绘就乡村生态振兴的壮丽蓝图。二者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双向赋能,内在耦合。在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福建省各地积极探索“绿盈乡村”发展模式,在复兴乡村生态文脉、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及畅通生态致富门路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淡薄、共建行动迟缓、产品供给不足及制度亟待健全等问题。通过分析福建省乡村生态文化的发展现状,从理念培育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创新驱动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乡村生态文化发展的路径。     

陕西省礼泉县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有效模式探究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的消费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乡村旅游因为能够帮助人们亲近田园,有很好的娱乐休闲功能,所以它逐渐成为人们所热爱的一种旅游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说,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效地带动乡村建设,增加居民们的收入,所以它也逐渐成为了乡村经济的重要产业。成为我国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省礼泉县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优越的交通区位,适合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文对陕西省礼泉县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有效模式进行了探究,以期能够为这一方面的工作提供一定的依据。     

论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由道德巨人治理到经济能人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发生了转变,经济能人型村官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道德权威型村官,富人村官获得了乡村管理的话语权。本文从时代发展、政府、村民的角度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富人治村的优势与不足,并且从选举制度、培训制度、权力的运行制度和监督制度提出了完善乡村管理、规范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     

论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由道德巨人治理到经济能人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发生了转变,经济能人型村官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道德权威型村官,富人村官获得了乡村管理的话语权。本文从时代发展、政府、村民的角度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富人治村的优势与不足,并且从选举制度、培训制度、权力的运行制度和监督制度提出了完善乡村管理、规范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     

智慧治理视野下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智慧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先驱,其成效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当中逐渐呈现。在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的层面,智慧治理以其灵敏高效、联动融合的特征,从数据化与信息化多个层面推动着我国智慧社会的建设。将智慧化的治理方式运用到乡村治理中,不仅可以助推文明乡风的实现,促进数字乡村、法治乡村的成型,对于打造"自治、法治、德治"并行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智慧治理参与下的新型乡村治理格局均有裨益。     

赫哲族伊玛堪与乡村振兴的双向促进关系研究

伊玛堪作为赫哲族内容丰富、民族特色鲜明的语言类文化遗产,蕴含赫哲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现代化进程加快,伊玛堪传承出现内源性与外源性危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为伊玛堪的回归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将伊玛堪与旅游、教育、现代传媒相结合,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发展伊玛堪的重要举措。同时,伊玛堪作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开发其文化内涵,有助于构建和美文明乡村,筑牢乡村文化自信,培育村民家国情怀,伊玛堪在时代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还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近代以来乡村公务人员称谓的历史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公务人员的称谓经历了乡地---村正副---村长副---乡长副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理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的基层政权和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     

中国乡村家族信用复兴及企业发育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乡村家族关系及家族文化复归 ,家族信用逐渐复兴 ,乡村信用环境呈现出社会信用缺失、家族信用强固的特征。本文认为 ,乡村家族企业进入扩张期后 ,企业创业者及其核心家庭成员必须充分认识家族信用对企业发展的负面作用 ,摒弃家族对企业绝对控制权的迷恋 ,把企业转变成为家族相对控股的现代公司制企业 ,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家族信用与现代社会信用比较 ,既有交易成本低、诚信度高的优点 ,也有封闭落后、信用范围狭小、获取生产要素选择面窄等缺陷 ,因而它是乡村企业初创时期的温床和摇篮 ,扩张时期的桎梏和陷阱。本文联系我国乡村实际情况 ,借用交易成本理论和美国学者关于家族企业发育的“三极发展模式理论” ,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分析论证。     

新时代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策略探析

乡村文化是一种以乡村为指向的地域文化样态，具有鲜明的乡土性、集体性、地域性与时代性等特征，乡村文化是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的统一体。新时代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当前乡村文化整体面临认同危机、文化断裂、文化融合不足等问题。因此，应该以“乡土”为底色，以文化自信为指向，以经济效益为抓手，以文化交融为纽带，建构乡村文化共同体，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乡村思想文化教育，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完善乡村文化管理体系。     

乡村景观资源开发与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景观是指乡村地域范围内不同土地单元镶嵌而成的嵌块体，而乡村生态旅游是以乡村景观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本文探讨的乡村景观的内涵、构成及乡村景观资源的开发利用原则，乡村生态旅游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形成乡村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可持续发展，以实现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改造乡村文化推进乡村发展

中国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除了社会体制或结构上的原因外,乡村化的影响与作用可能是一个更为主要和内在的原因,既然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基础的社会,当下最紧要的就是从“乡村建设”入手,改造乡村化,推动乡村发展和现代化。     

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对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

文化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文化及与文化生存发展相关联的各层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系统内部的平衡、环境的保护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不可避免地引发乡村文化生态问题。乡村儒学现象将优秀文化传统、基层文化需要和当代价值追求有效衔接,创建了一种极富文化特色的官民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有效提升了乡村公共文化的服务能力,为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借鉴思考。     

建立中国的“乡村银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又极不平衡。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以及中西部偏远地区依然贫困的现状，决定了我国更需要专门服务于穷人、为穷人贷款的银行家和银行。只有穷人富裕了，农村发展了，我国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成为现实。所以，加速我国乡村银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我国的乡村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基础。回顾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在取得一系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小农经济的束缚、乡村债务的沉重、农村公共权力的不规范、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农民负担沉重及农民素质的低下等方面。本文就从这些方面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