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能促进绿色发展吗？——基于节能、减排、增效机制的实证检验

构建多维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各省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水平,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在采取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结果证明这种作用呈现出随数字经济水平提高而不断增强的非线性特征,验证了网络效应的存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表现出地区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和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数字经济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生产效率,其中提高生产效率是数字经济促进绿色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流通业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创业活跃度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规模和流通效率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均能对流通规模的扩大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普惠金融对流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带来的影响;第二,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发现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显著提升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了流通规模和效率的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的流通规模效率的提升,但对西部地区的流通规模和中、西部地区的流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促进流通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

居民消费增长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流通效率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作用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流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以及流通效率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效应更强，流通效率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产业发展、提高数字研发创新能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提升流通效率，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平衡能源需求增加与能源低碳转型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绿色能源效率，并使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能源效率总体呈促进作用，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能源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等能源依赖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提升作用，对高能源依赖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可能为负；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阻碍了能源效率的发展，跨越门槛后，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我国能源效率。数字经济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正“U”型的非线性特征，跨越环境规制的门槛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中部地区的能源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重塑了劳动资源配置方式。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企业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劳动配置不足企业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途径,提升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市流动。     

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采用中国2004—2019年全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流通效率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但数字经济对流通效率的影响呈现阻碍作用,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阻碍作用越明显。(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直接与间接促进作用越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会受到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而阻碍当地产业结构升级。(4)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都存在双重门槛,在跨越门槛值2.138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影响效果都显著提高并从负向转为正向。     

我国零售业盈利模式对主导产业链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零售业的盈利能力、零售产业组织规模与集中水平、零售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零售业态服务创新能力四方面,实证检验了我国零售业盈利模式对主导产业链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零售业盈利能力、零售业态服务创新能力的提高都能对主导产业链效率产生显著的影响,但零售业组织规模与集中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优化主导产业链效率,而零售业分工的深化则不利于主导产业链效率提升。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数字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消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消费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和增长新动能。本文将数字化消费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技术赋能、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保障支撑、数字消费治理四个层面构建数字化消费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消费的多层次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对数字化消费普及有显著的强正向效应，数字化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消费者的数字化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效率提升效应等促进数字化消费普及；基础保障支撑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消费普及，主要是通过物流基础设施保障、地区数字化消费设施保障等促进数字化消费普及；由于消费者对大数据推送内容的满意度较低以及平台隐私保护管理问题普遍存在，数字消费治理显著负向影响数字化消费普及，从而产生对数字化消费的负向作用力。     

网络零售能撬动城乡居民消费吗？

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发达的消费市场。各种形式的网络零售是数字经济时代销售供给的新形态,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关系到供给侧促消费的效果。文章在对网络零售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检验了网络零售的消费效应。研究发现：无论是城乡整体、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网络零售都显著促进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虽然存在对线下消费的一定程度的挤出,但总体来说,网络零售的需求创造效应大于对线下的需求转移效应。网络零售促进消费的机制在于扩大市场范围、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行业内竞争,上述结论在处理了内生性后仍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网络零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作用较城镇居民更为明显,对东部地区城乡整体消费的提升作用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整体生存型消费受网络零售的正向影响低于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城镇居民在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方面更依赖于网络零售,农村居民对享受型消费的网络零售依赖度更高。     

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研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要素流动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我国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无论是对资本配置效率还是劳动力配置效率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显示，要素流动是数字经济改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机制；区域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效果在内陆地区较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基于此，应推进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吗

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变量的内生性及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后，核心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出口企业、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企业能源效率。     

信息分散程度、审批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市级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打破行政垄断、缩短投资审批流程,有助于提升微观企业经营灵活性。本文选取1999—2017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Hayek(1945)的当地信息优势理论框架下,将市级行政审批中心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审批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表现为企业新增投资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显著提升,且在投资机会信息分散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横截面检验显示:(1)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审批制度改革对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2)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受审批制度改革的影响相对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结论既有助于揭示当前简政放权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提供证据支持。     

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效应与机制

在数实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已成为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和重要增长极。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相关数据,从产业链创新化、产业链绿色化和产业链可控化三个维度构建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从数字技术基础、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创新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技术水平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得到各省（区、市）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技术水平,对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数字技术能够凭借其信息、技术、资源优势,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的创新化、绿色化和可控化,从而赋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排除内生性问题,经过系统广义矩检验模型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产业链现代化高水平地区,信息、资源、产业基础较为完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政府治理效能提高能显著增强数字技术的促进作用,政府治理效能排名前10的省（区、市）促进效果更好,而政府治理效能排名11～15的省（区、市）促...     

FDI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十四五能源规划”下的思考

近些年，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矛盾突出的背景下，能源消耗问题备受人们关注。如何有效提升能源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04-2019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运用OLS和2SLS方法实证分析FDI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层面，FDI能显著提升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分地区层面，FDI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却会降低中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而对于东部地区，FDI对其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无显著影响。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投入、人力资本、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均会对全国及各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在提高外资引进质量的同时，增加研发投入的支出、提升自身的能效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还应分地区制定差异化的引资策略，促进结构升级，积极提升能源效率。     

“公转铁”政策对京津冀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

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京津冀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有效发挥“公转铁”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效应,在系统梳理“公转铁”政策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理论机制的基础上,用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公转铁”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促进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转铁”政策在京津冀地区的实施对提升绿色物流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该效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政策实施力度对绿色物流效率存在显著的影响,绿色物流效率随着政策实施力度增强而不断提升;“公转铁”政策通过改变物流企业的运输方式偏好,增强铁路运输对公路运输的替代作用,提升绿色物流效率;绿色物流效率提升还受到铁路设施水平、区域建设水平、经济水平、创新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京津冀绿色物流效率提升,应该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多层次和系统性支撑政策推动“公转铁”政策的实施;以改变承担社会物流活动企业运输偏好为导向;充分考虑当地内外部环境,结合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调整“公转铁”政策实施力度。     

数字经济、融资约束与创新投入

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红利来促进制造业创新投入，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实证研究2011—2021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水平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在此过程中，融资约束发挥中介作用，企业通过提高数字经济水平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加强创新投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在民营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经济时代及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双重背景下,从财政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选择2016年全国获批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利用2013—202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我国各地区的财政可持续能力指数,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评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能力的影响及差异。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明显促进了地方财政可持续能力的提升,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财政依存度和财政自给率来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改善和提升西部地区、政府负债率高水平地区和政府效率低水平地区的财政可持续能力,有助于减少财政失衡和地区差距。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持续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使地方财政更可持续。     

自贸区设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FTA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以不同地区相继实施的自贸区战略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自贸区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股东属性的分组检验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自贸区战略对非国有企业所在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相对更大；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地区相比，自贸区设立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相对更明显。进一步中介效应模型显示自贸区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三个机制共同实现。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对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自贸区战略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更显著。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专业化视角下流通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及区域平衡研究

本文以流通业专业化为视角,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了流通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然后分东中西三大区域检验了这种影响的不平衡性。结果显示,整体上流通业效率提升可以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流通业专业化水平提升所实现的效率转化效应并不显著,因而也不能明显地带动制造业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流通业专业化水平和效率的影响效应在我国也存在一定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流通业专业化对效率的转化能力较强,因而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也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