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宏观调控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经常账户冲击、资本账户管理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

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及引发的宏观变量联动性通常对各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挑战。本文构建了融入经常账户冲击的小型开放经济DSGE模型,比较了采取不同资本账户管理工具(数量型和价格型)情景下,央行执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盯住CPI通胀泰勒规则、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下,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异质性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行了福利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将对本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一定影响;第二,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成为缓冲经常账户负向冲击的防火墙,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与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相结合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第三,经常账户贸易端与收益端双重负向冲击对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更大,但公众预期到的经常账户恶化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将有所减弱。本文认为,转型经济体央行应倾向于执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最优货币政策应在稳定价格水平与缓释风险方面进行权衡,适度降低对名义汇率的关注度,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可优先选择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最优区域间转移支付规则

本文建立了一个价格和工资均为粘性的两区域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一国不同区域间的最优转移支付规则。本文发现最优规则应以消除区域间的产出缺口差为目标。福利分析表明,转移支付能够改善一国福利,且福利所得随着区域本土偏好的增加而增加。最优规则优于钉住消费缺口、价格通胀、工资通胀及政府支出缺口的规则。本文还比较了债务援助和转移支付的福利。当受援区域只归还一部分债务及利息,债务援助福利与转移支付一致;当债务利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债务援助福利小于转移支付。     

融资溢价、企业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和价格黏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产出和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不同的企业融资溢价、杠杆率、高低风险企业比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并对比了基准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下的福利损失情况。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一是随着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的增加,单位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波动增大;二是企业杠杆率的降低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三是技术冲击短期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四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升高,而盯住企业杠杆率的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社会福利损失下降得比较明显,企业杠杆率应成为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的一个"关注"变量。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劳动市场摩擦与机会主义货币政策

本文在存在劳动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框架下考察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当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工资粘性、雇佣成本和搜寻匹配摩擦时,实行灵活通胀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效果上优于以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为目标的标准泰勒规则,并接近无约束最优政策的福利效果。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合理的政策选择。     

汇率波动、财政赤字与最优货币政策

通过构建IS曲线和总供给曲线,引入中央银行损失函数推导出了考虑汇率和财政赤字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波动、财政赤字等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应优先考虑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其次是产出缺口和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产出缺口、通胀率以及名义有效汇率的权重均受到中央银行损失函数中产出缺口比重和贴现因子的影响．政府财政赤字与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则不会受到产出缺口比重和贴现因子的影响,并且政府财政赤字水平对于均衡利率的影响不大。     

劳动力调整成本、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基于NK-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调整成本的NK-DSGE模型,并考察了劳动力调整成本对于货币政策动态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调整成本显著改变了技术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下宏观经济变量动态变化的轨迹。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存在劳动力调整成本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研究表明,为了缓和劳动力调整成本造成的扭曲,基于最小化福利损失的角度,当劳动力调整成本显著存在时,政府不仅需要牺牲部分产出的增长,而且需要忍受通胀的上升。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效应时,应该考虑劳动力调整成本造成的影响。     

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和分析

在包含价格黏性和金融加速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从非政策冲击、政策冲击在不同货币政策下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损失两方面综合分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不同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1)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优势。(2)面临消费偏好、投资、技术冲击时,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下,经济发展更加稳健;面临政策冲击时,产出、通胀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更敏感,即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相对更高。(3)在福利损失方面,当存款利率水平低于6%—7%之间的某个具体值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福利损失更小,高于该值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福利损失更小。研究认为,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根据经济波动幅度、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利率所在范围选择货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