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间品进口与最终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微观视角的解释

文章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将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行为内生化,全面地考虑了企业进口地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点,将中间品进口的促进机制延伸至最终品出口结构。继而构建计量模型,经过检验进一步发现,从出口增长方式上讲,零部件的进口尤其是扩展边际的增加有利于最终资本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提高,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的。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间品进口与最终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微观视角的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将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行为内生化,全面地考虑了企业进口地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点,将中间品进口的促进机制延伸至最终品出口结构。继而构建计量模型,经过检验进一步发现,从出口增长方式上讲,零部件的进口尤其是扩展边际的增加有利于最终资本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提高,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的。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实证考察

基于2009～2019年中国海关和财务数据库匹配的701家上市公司数据,文章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汇率变动会通过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这两种中介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前者的中介程度为1.457%,后者的中介程度为49.181%,而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在汇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非国企、制造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的中介程度较为显著。鉴于此,增强汇率弹性、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推动作用。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国企业出口质量的升级

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带来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技术,外生地提升出口质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的俘获效应导致企业内生自主技术创新失灵,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有可能为非线性。文章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质量,但过度嵌入会降低出口质量,两者之间成"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规模效应依然能够提升出口质量,但技术外溢效应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为负,再加上全球价值链嵌入会降低企业自主研发创新从而拉低出口质量,因此中国企业内生的与外生的技术创新无法相互吸收和匹配。全球价值链嵌入OECD国家市场会提高企业出口质量,嵌入非OECD国家市场会降低出口质量,但如果全球价值链嵌入东盟市场或金砖国家也依然能够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增加会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下降,但出口贸易成本增加会激励企业提高出口质量从而进入收入层次更高、距离更远的市场。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工业自动化能否推动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文章使用2002～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显著的产品升级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产品升级效应仅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则体现为劳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在垄断行业以及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越好,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大;与半成品相比,工业自动化更能促进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质量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会通过创新效应、效率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提高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文章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广延边际变化引起,而集约边际变化并不显著,且工业自动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存在联动效应,共同推动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质量角度丰富了工业自动化在企业升级转型中作用的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工业自动化的机遇提升企业价值链的地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进口中间品是否会促进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文章从人才"引育并举"中的"育"出发,采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在职培训为例,实证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果和可能机制。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常规培训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技术培训有显著促进作用;平均而言,进口中间品使得企业技术培训概率提升了7.4%～12.3%。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是通过促进其使用外资授权技术、开发新产品两大机制来增加技术培训的,而产品质量提升对技术培训没有显著影响。在地区和行业方面,进口中间品对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在职培训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理解进口技能升级效应提供了新认识,对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也有重要政策启示。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中间品进口的数量、种类与质量维度

文章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并利用2000～2011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得到的541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中间品进口能够促进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化解企业产能过剩。其中,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和种类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正向影响,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口半成品的数量效应明显,进口零配件的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明显,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间品种类效应明显,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明显;加工贸易方式下中间品进口不能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一般贸易方式下进口中间品能够通过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地区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于2013年公布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地区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体系中的关贸监管效率、行政审批效率、基础设施条件、融资便利程度、高素质劳动力等因素显著阻碍了企业出口强度的提升,这几个方面应当成为政府部门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着力点。不同类型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大型企业的出口贸易对营商环境各项指标的质量都更加敏感,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贸易则更易受到低质量税制环境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制约。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出口贸易受要素市场条件的约束相对更多,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出口贸易受贸易便利条件的约束更为突出。     

Higher productivity in importing German manufacturing firms: self-selection, learning from importing, or both?

This paper uses a newly available comprehensive panel data set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05 to document the first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s and productivity for Germany, a leading actor on the world market for goods. Furthermo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is investigated systematically by testing for self-selection of more productive firms into importing, and for productivity-enhancing effects of imports (‘learning-by-importing’). We find a positive link between im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From an empirical model with fixed enterprise effects that controls for firm size, industry, and unobservable firm heterogeneity we see that the premia for trading internationally are about the same in West and East Germany. Compared to firms that do not trade at all two-way traders do have the highest premia, followed by firms that only export, while firms that only import have the smallest estimated premia. We find evidence for a positive impact of productivity on importing, pointing to self-selection of more productive enterprises into imports, but no clear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importing on productivity due to learning-by-importing.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服务贸易非物化型知识溢出的空间测度——基于修正的Coe-Helpman模型

有别于有形货物贸易溢出的物化型知识,本文基于无形服务贸易溢出的非物化型知识所具有的空间属性,将货物贸易知识溢出研究的标准线性范式Coe-Helpman模型在空间维度扩展成为非线性Coe-Helpman-Durbin模型,除了保留对贸易进口地首次溢出效应的检验,还增加了对贸易进口地以外毗邻地区二次溢出效应的检验。基于中国31省1992-2011年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服务贸易非物化型知识在服务进口地及其毗邻地区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溢出效应,首次溢出没有提升服务进口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二次溢出却显著提升了进口地以外毗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中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现实,建立离散动态出口模型,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参与。进而运用2004～2008年中国七十余万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内源融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3个维度衡量融资约束,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是企业参与出口的关键,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参与贡献最大,银行信贷次之,内源融资贡献最小。细化样本后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仍然是出口的关键,但是,无内源融资企业较之有内源融资企业,内资企业较之外资企业,出口融资都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国有企业出口融资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而民营企业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变化融资约束衡量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 "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更好发挥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Does China Transfer Productivity Enhancing Technology to Sub‐Saharan Africa?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whether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results in productivity‐enhancing technology transfers to sub‐Saharan African manufacturing firms. As trade flows between countries potentially results in interactions that lead to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we parameterize the level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or African manufacturing firms as a func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 and for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operates, trade openness with Chin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micro‐level data on manufacturing firms in five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we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firm‐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between 1992 and 2004. Our parameter estimates reveal that across the firms and countries in our sample,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enhanc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In addition, increasing trade openness with China has no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the extent tha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growth is a crucial determina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long ru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ncreasing trade openness with China is not a long‐run source of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for sub‐Saharan Af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