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已经成为常态,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体验效用假设,构建了工农要素流动下农村居民的幸福函数,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机制与情境。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但却存在一定的"伊斯特林悖论"关系,即短期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幸福增长,但长期非农就业对幸福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出现停滞或反向抑制状态;其内在机制主要在于非农就业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需要转向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但长期非农就业并不能显著提升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感知;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在本地非农就业和跨省流动的就业情境下更为显著,在女性群体、高中层次受教育程度群体中相对更高,且伴随农村居民的年龄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基于此,文章提出创造本地就业市场、关注非农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变化、加强非农就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针对性政策启示。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收入差距的日益恶化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幸福感,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民生性支出,具有典型的福利性与公平性特征,其可能加剧或缓解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低水平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而较高的收入差距则会降低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这一效应对农村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缓解了收入差距过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的不利冲击。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矫正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因此,我国政府理应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从而使农村居民更幸福感。     

草根组织发育与农民幸福感

文章使用2012-2017年中国22个省325个村庄的4863个农户的混合截面数据探究了村庄中草根组织发育情况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社会组织发展情况和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讨论增添了新证据。研究发现：村庄草根组织发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村庄中的草根组织数量越多，其居民幸福感越高；进一步使用生活满意度法（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LSA）对草根组织的货币价值进行估计发现，村庄中草根组织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相当于家庭人均总收入增加0.667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乡村草根组织是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一个有效途径。     

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1 965个样本数据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公平感和家庭收入满意度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继续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维护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应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以增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管理创新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互动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既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关键举措,又是推动幸福导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战略。社会管理创新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互促互动机制:一方面,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利于拉动社会管理创新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幸福价值归属。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又有利于推动"幸福产业"驱动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多代同堂是否更幸福?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围绕"多代同堂是否增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发现:(1)家庭同住人口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即家庭同住人口数量越多,老年人越倾向于不幸福;(2)同住孙子女数量和同住重孙子女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同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3)与子女配偶同住会显著降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4)与城市相比,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乡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因此,适当引导并加以控制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

文章以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为例,基于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OLS、PSM-DID等方法,尝试解答助人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以及助人会对不同年龄群体幸福感产生差异吗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且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情况下,该结论仍成立;第二,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具体而言,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中年人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经济因素并不对志愿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第四,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通过提升积极情绪实现,而消极情绪则起遮掩效应。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理论上,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老年人志愿者服务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丰富了当前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实践上,为推进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保障幸福老年生活及构建互助的社会网络支持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建议与启示。     

河南省农村居民幸福度调查研究

居民幸福度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河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欠发达省份,通过对河南省农村居民调查、数理统计分析、建立幸福度评价模型等发现,经济问题仍是河南省农村居民幸福度提升的基础;影响河南省农村居民幸福度的因素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健康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度的重要因素;老人及离异、伤偶或独居的人的幸福度最低。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感——基于中介机制的实证研究

虽然众多学者认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的工作幸福具有积极影响,但是相关影响机理尚需揭示。本研究基于71家企业347名员工的配对调查数据,揭示了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集体工作幸福感、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差异性。多层次分析结果表明: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集体工作幸福感、个体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组织主人翁氛围的部分中介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通过组织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影响个体工作幸福感。本研究的结论不但拓宽了旨在提升员工工作幸福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路,而且为企业塑造幸福型组织提供了理论依据。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幸福感"一词近来频频被人们用于评价自身生活的质量上。课题组对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广大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进行分析。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分配、用于娱乐活动方式和时间、居民的健康状况以及个人对收入水平的满意度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影响较大。同时,文章也对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一些政策解读。     

迁移与幸福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分手快乐?——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离婚率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首次采用追踪数据（CFPS）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为理解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了一个新观察视角。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短暂的负向冲击。按自评收入分为5个阶层，离婚当年人们遭受的幸福感损失，相当于从中等阶层下滑到最低阶层。离婚对幸福感不存在长期影响，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是否再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男女、城乡、不同教育水平、有无子女等不同群组幸福感受离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均呈现出共同动态演变趋势。考虑到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那么离婚应该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其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离婚主观成本相对较低，或是离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该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仅显示：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     

芙蓉镇掠影：幸福感下的国与家

在当代,幸福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使人将目光放在国、家与幸福感的三者关系上,《芙蓉镇》这一文学作品可以作为一个缩影来思考与对比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国与小家都被幸福感笼罩是社会行进的方向。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A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for 2002, containing a specially designed modul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used to estimate pioneering happiness functions in rural China. The variables that are predicted by economic theory to be important for happiness prove to b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draw o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Rural China is not a hotbed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life, possibly because most people are found to confine their reference groups to the village. Relative income within the village and relative income over time, both in the past and expected in the future, are shown to be important for current happiness, whereas current income is less so. Even amidst the poverty of rural China, attitudes, social comparisons and aspirations influ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the future and for policy are considered.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 2012-2021年共6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査(CGSS)数据,利用事前非参数法分解得到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从结构分解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收人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努力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机会不平等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经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仍稳健可靠。本研究利用分组回归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探析了这一影响效应在不同收人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年份的异质性特点。进一步地,本文构建起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中,社会平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寻求“伊斯特林悖论”的破解之道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建议。     

Effects of free compulsory education on rural well-being in China

We use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free compulsory education on rural family well-being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we observe a decline in the well-being of rural families that were fully exposed to this policy.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to various checks, including changing the window widths, functional forms, estimating methods, selected samples, and indicators of family well-being.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ducation cost burden did not decline significantly as expected by the treated families, contributing to a decline in their well-bei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roduce the policy at the pre-school stag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urgent that th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burden on residents be reduced.     

农村居民多维收入流动、税费负担及政策效应——基于面板数据PSM-DID方法的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从动态视角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其变动程度受到税收等因素的影响。文章基于2001年至2014年季度和年度面板数据,依据多维收入流动指标,测算出了地区之间农村居民绝对和相对收入流动程度,并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和工具变量估计法研究了农村税费改革及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应非常显著,实施农业税费减免政策的地区,其农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显著高于未改革地区;（2）税费负担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即当税费负担率为0.167%时,绝对收入流动性达到最大值,若进一步增加税费负担,收入流动性则呈现下降趋势;（3）税费支出变动对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也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4）农村劳动力文化结构、工资收入比重等家庭特征因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异质性。有鉴于此,在进一步完善税费征收项目监管的同时,依据家庭及地区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实现地区间收入分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