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议会外交的兴起打破了由行政机关垄断外交权力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对外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国际交往也属于议会外交的范畴,但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式的议会外交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议会外交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外交分权体系之中,侧重对于总体外交下全国人大的外交地位的研究,并总结中国议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外交分权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相结合的"外交双重权力格局"。议会外交既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直接运行,也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全国人大内部的职责分工上,"一院双层"的宪制构造使得议会外交的职能集中于常委会层面,并且建立了制度化的内外分工协作机制。在开展议会外交过程中,全国人大逐步明确了议会外交的目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方式,以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经济发展并提升人大自身工作。现有外交分权体系确定了议会外交的制度空间,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为规范外交分权体系、廓清议会外交的权力边界提供了制度契机。     

外交知识:外交谈判

外交谈判谈判是外交工作的重要一环,外交谈判也是外交外事工作者必备的工作技能。作为外交形式的一种,外交谈判与交涉、磋商等有着较大的区别,外交谈判的议题更加具有针对性,更为具体。外交谈判的主体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都可以成为外交谈判的主体。与此同时,外交谈判的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议题以及经济、     

国内速览

坚持中国特色外交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于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化的发展使内政和外交的互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对外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国内政治成为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作者探讨了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知识界等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外交决策部门的应对策略。国内社会因素参与对外关系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外交工具,但社会因素自身的特点也掣肘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双刃剑"和"设置议程"的功能。外交决策部门在统筹内外大局方面,或是"双层博弈",或强调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协调。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改变了外交部门的传统职能,赋予中国对外关系与大多数国家更多类似的特点。这种状况需要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思路,为理论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在实践上要求政府管理对外关系时超越传统主权观念,重视外国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创新浅析

外交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加强对外交往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连续性和大政方针的稳定性的基础上,从外交战略、外交实践以及外交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为世界多方面的交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2008年)

地方国际化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对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外交转型与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运用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理论,从地方政治经济与全球政治经济的互动出发,通过研究地方国际化的表现及其结果,揭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方因素。作者分析了影响中国地方国际化的国际制度、国内政策和央地制度因素,认为地方国际化降低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交易的成本,加强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作者同时指出,由于特殊的财政制度,使得中国地方之间的经济保护与地方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成为值得关注的两种并行现象,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在外交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难度。     

毛泽东、邓小平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比较分析

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外交思想共同的内核,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外交思想的始终。毛泽东、邓小平在制定外交政策与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切实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但是,他们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即背景的相异性、基础的相异性与结果的相异性。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重庆外事工作履行地方职责

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自觉把我市外事工作放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去谋划和推进，在中央外交的总体框架下认真履行地方职责，确保中央对外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落实。这是重庆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对于重庆地方外事工作确定的主要工作方向之一。事实上，2015年的重庆地方外事工作也是如此在践行。     

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

依据关于公共利益风险管理的学术讨论,作者针对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提出了五个分析假设:(1)当代国家海外利益越来越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国家海外利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类别的风险;(3)企业界对经营风险管理的模式可成为政府机构管理公共风险的工具;(4)国家海外利益可通过国家外交机构进行外交管理;(5)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应具备整合资源、系统、功能、技术等国家对外能力。据此认为,中国具有有形与无形的海外利益。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领域的拓展难免蕴涵着风险。为了有效应对、降低和排解国家海外利益风险,中国需要在外交战略考虑、制度安排、资源配置、机制创新、公共教育、技术开发与利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推动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