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会计准则下股权投资分类计量的经济影响——以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本文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对于企业股权投资的划分在实务中存在混乱的现象,通过对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部分对外投资的分析,说明了不同股权投资分类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经济影响.最后对股权投资的分类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在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之间的选择,以及长期股权投资内部不同分类的选择.     

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南北产品周期模型的分析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寻求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之一,而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技术回流和技术扩散两个方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本文首次在基于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中引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流动的路径,并深入探讨了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识别了其对跨国企业自身技术回流以及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技术扩散的异质性影响.理论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企业技术回流具有促进作用,而与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存在倒"U"型关系.从整体上看,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利用2015-2019年现实数据的数值模拟结果还发现:相较于跨国企业的技术回流,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程度微弱.     

无人机技侦载荷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延伸是非零和博弈过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选择,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产业部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只有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新的成效,才能进一步有效开拓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局面。     

中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张的今天,通过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应该成为技术获取的重要手段。政府应首先明确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在此基础上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梯队,并探索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企业对外投资的“双轨模式”——基于浙江企业的研究

本文根据浙江企业对外投资目标模式的实际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目标区域选择的对外投资“双轨模式”:在向发达地区(主要指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投资时,应以创立品牌和技术创新为主要目标;在向欠发达地区(主要指除发达地区以外的地区)投资时应以扩大市场为主要目标,且两种模式的对外投资相辅相成、互通有无。文中还分别分析了两种模式的动因及其相应的策略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地理集聚效应

文章首先通过计算静态和动态集聚指数考察了样本范围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行业集聚情况。经核算发现,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扩张的,其中服务业直接投资表现出稳定连续的集聚效果。进而,通过构建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内、行业间地理集聚效应是否存在。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内部的集聚效应和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拉动作用突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服务业先行的态势。这一结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定位中服务业的重要作用,推动和加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将对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尤为重要。     

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DI)过程中,合理选择投资区位是关键问题,关系到对外投资活动是否成功。目前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而本文以江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江苏ODI区位选择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江苏ODI区位选择存在的问题,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各因素对江苏O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优化江苏ODI区位选择的对策,为江苏省ODI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放经济的环境效应受到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尤其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微观研究十分匮乏。鉴于此，本文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且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对外投资企业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而非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机制分析显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抑制污染排放的重要传导机制。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大中规模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出口平台型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减排效应。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对外直接投资会挤出国内投资吗

本文借助1999—2018年美国6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在剖析因果关系的同时，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投资的生产路径、金融路径，梳理其内在作用机制。这既是使用最新数据对经典问题的再次探索，也是中美博弈背景下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对国内投资增速存在显著挤入效应；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倾向于水平分工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增速提高对美国国内投资增速的促进作用小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金融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均弱于生产路径。     

北京市工业企业对外投资提升路径

在供应链全球化趋势下,近年来北京市工业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迅速,本文从北京市工业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出发,分析了北京市工业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和区域选择,通过分析对对外投资的提升路径提出合理化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贸易量大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因素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性;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负的相关性;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位选择,制度因素对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策略建议。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探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导致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经验不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方面缺乏合理的参考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两国贸易量、两国距离、汇率水平、国家类型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计颦分析模型,采用2009年的截面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赍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化提供了建议。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