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币的亚洲化

本文结合当今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变化以及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发展趋势 ,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 ,提出“人民币亚洲化 1”的主张 ,并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策略选择进行了初步分析。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 ,一国货币必须通过区域性制度合作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完全的国际化。目前 ,人民币已经具备实现区域化的初步条件。今后 ,中国应将经济政策的制定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目标结合起来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努力推动人民币的亚洲化     

后危机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后危机时期,在东亚共识和清迈协议的框架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汇率去美元化、单一货币主导或区域货币联盟的时机均不成熟。人民币应着眼于推进周边化,借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泛人民币"次区域货币合作,扩大境外有效流通区域,并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拓宽海外人民币投资渠道,为参与下一阶段的东亚货币整合准备条件。     

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兼论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对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迅速推进了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不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既有的合作框架或机制(如CMI等)未能发挥作用,各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关合作的分歧也在明显增大,东亚货币合作遭遇了重大挫折。文章指出东亚货币合作本身存在的固有矛盾或问题如对现行美元体制的依赖等,是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长期性因素,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地区在整体上不具备推进货币合作深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开展应该在整体层面上巩固和扩大既有成果的同时,在具备条件的局部地区推进货币合作的深化发展。在这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采取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     

东亚区域汇率合作:中国视角

本文立足中国视角 ,对当前各种流行的东亚汇率合作方案做出了评价。研究发现 ,由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快速变化 ,加上欠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 ,钉住一揽子货币、亚洲汇率机制等一系列东亚汇率合作方案不能对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构成有益的改善。推进东亚汇率合作 ,中国一方面可以通过呼吁日元对美元的稳定实现东亚区域内货币之间的稳定 ,另一方面 ,推进人民币在东亚区域更加广泛的使用是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战略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争当东亚“锚货币”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对外贸易的增加,人民币在周围国家流通越来越多,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重点。本文论证了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在短期内沿着美元模式和货币一体化模式得以实现,同时因为中国经济、贸易和金融规模在东亚范围内具备了比较优势,人民币应该把成为东亚货币体系中的锚货币作为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中日博弈探析

欧元经验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与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国际区域内的"轴心国"推动和"锚货币"作用是货币一体化的重要条件,而货币一体化的实现则会加速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因此,人民币应以东亚化作为其国际化的实现路径,并以东亚货币合作作为达此目的的桥梁.尽管对东亚而言,当前中日货币合作仍有很多障碍,但博弈分析表明,双方最优的均衡点是共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为此,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强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并致力于使中国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轴心国",使人民币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锚货币".     

人民币区域化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在区域内乃至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人民币区域化也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从可行性角度去分析人民币区域化，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内外部环境等已经是人民币区域化有一定可行性，而我国将付出的代价又成为人民币区域化的阻碍。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东亚区域内,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多边层面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区域层面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同时也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尽管能够减少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汇率风险,也能为国内的金融机构带来新的机会,但是,风险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问题可能暴露得更多,风险可能更大。风险在于监管的难度加大、政策的取舍更加棘手。     

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并趋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货币的国际化已然成为突出话题。近年来，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及进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政府开始注重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支持人民币在国际化中的强势地位，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笔者透过本文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前景、利弊因素，以及对日后中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人民币和日元协调与合作的基础和路径

虽然东亚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进展缓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可能再一次陷入困境.作为区域内重要国家的中日两国来说,应该在区域合作方面肩负起重大责任,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寻找突破点.人民币和日元的协调与合作,无论对于东亚区域还是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具有明显的意义和重要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经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人民币和日元进行协调与合作的路径,其中包含两国、区域和全球3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从东亚金融合作看人民币的国际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加快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进程,这既是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我国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必然要求。我国要安排好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顺序,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以期将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降到最低,并使我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东亚货币合作研究文献综述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助推了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进程。本文详细梳理了东亚货币合作研究的线索,明确了东亚货币合作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从货币竞争和锚货币选择这个思路考察区域内核心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在汇率协调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并对东亚汇率协调机制进行重估。同时,还需在新形势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中国如何参与东亚货币合作以促进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为进一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     

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进口贸易分析

从"三角贸易"到"新三角贸易",东亚地区贸易模式都未能摆脱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作为区域内经济贸易大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在东亚区域贸易分工模式转变中的地位及作用将不断增强。本文以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重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从世界和东亚两个区域范围入手,以进口份额分布与进口增长率分解指标按进口来源地和按产品分类的分布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市场在东亚区域内的地位及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金融危机的区域应对——东亚外汇储备库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亚外汇储备库的筹建和增资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东亚地区资金救助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东亚区域加强合作、应对危机的信心和决心。本文研究东亚外汇储备库的缘起、基础和成立过程,对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意义和制度安排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中国的对策选择。     

后发经济体如何成功开放:从东亚模式到中国道路

文章尝试从国家能力视角分析东亚开放模式何以成功,以及中国开放的独特之处。基本史实梳理显示,东亚开放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渐进开放和有序开放;在此基础上尝试解释东亚模式何以成功,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渐进、有序是其固有特征,即使成功发挥"后发优势"压缩追赶进程也需要遵循一定规律,能否发现并遵循规律则反映了国家能力差异。中国在借鉴东亚渐进、有序成功开放经验的同时,亦从"双转型"后发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两个方面拓展了后发开放理论：一是按照"试验-推广"路径扩大开放是大国的可行选择;二是对于双转型经济体需要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最后探讨国家能力在中国开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动态演化。     

垂直分工、技术转移与东亚区域生产整合:中国视角

本文利用高度细分的贸易数据,在合理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中整合过程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特点,以及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对外资的高度依赖性,进而总结了东亚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和中国在新三角贸易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在东亚地区贸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零部件贸易的研究

本文从零部件贸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东亚贸易结构中的地位。文中计算了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1992～2005年的零部件贸易额,在大量事实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在东亚地区以零部件进口为主,而与区域外市场之间以最终产品出口为主。同时,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到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中,东亚地区的"三角贸易"模式发生了转变: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平台,进口来自于区域内较发达经济体的中间产品零部件,进行装配加工后将最终产品销往区域外市场。     

中国推进东亚金融合作的战略研究

本文从中国视角来研究东亚金融合作问题,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现状以及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当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总体原则。文章对中国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各阶段性战略目标和措施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提出了实现东亚金融合作的分阶段目标和实施策略。     

东亚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东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垂直型分工格局,也对亚洲地区的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通过其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减少;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等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     

Market supplanting versus market fostering interventions: China, East Asi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and different typ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y distinguishing “market supplanting” regimes from “market fostering” interventions. A lesson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as not that governments necessarily intervened less, but they intervened efficiently in a relatively transparent and flexible way that kept overall distortions in check. China's reforms can be considered a transition from a “market supplanting” regime where market signals are distorted over long periods, to “market fostering” interventions in which government acts like a gardener.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wo composite policy indexes. Preliminar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market fostering” interventions seem to have facilitated growth in productivity, although the result is inconclusive due to data limit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East Asian NIEs, China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reform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