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

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如何分配＂的问题转化成＂如何保持分配的程序和背景正义＂并提出了通过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做到这一点的设想。根据罗尔斯所提倡的＂差别原则＂,各国政府需要在再分配的政策中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减少由于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动荡。这对各国民主社会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但是其理论本身也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分配正义理论是在社会出现不平等、不公正问题之后,为了解决问题而设计的再分配方案。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源＂与＂流＂的关系,再分配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受初次分配的制约。一旦初次分配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再分配就很难纠正,只有消除初次分配不公正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然而罗尔斯却忽视了初次分配对公正性的影响,且其分配正义所提倡的差别原则存在内在矛盾性并在实践中缺乏独特的实现手段。     

关注财政开支结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政策是关系到每个国民切身利益的收入第二次分配手段,同时也是政府用“有形之手”对经济进行景气和结构性调整,以弥补市场的“无形之手”缺失的重要手段。提及财政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收入方面。例如,税收首次突破3万亿元,全面取消农业税,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曾是各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重大新闻。财政收入是整体国力的体现,国人关注,理所当然。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政府职能,特别是在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职能随之实现重要转变。作为国家管理、干预经济社会生活…     

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与美国收入不平等及其批判

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将政府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集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在代议制民主中扮演了所谓的“人民利益”委托人的角色，通过利益游说和政治献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造成了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其影响延续至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民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依然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猛烈批判。由于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了阶级权力不平等，剥削下形成的民主制度将工人阶级系统性地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从而暴露出代议制民主的本质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持续剥削和维持收入不平等的最佳政治外壳。     

以管理民主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韩国新村运动,其价值取向完全一致,即都是为解决本国城乡差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而开展的全民性工程。综合考评中国农村落后“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种种因素,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管理民主制度没有落实到位。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管理民主为核心紧紧地抓住这一工作主题。管理民主,首先是村委会管理民主,村委会实现管理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是:一要摆脱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二要得到村党支部的工作支持,三要村委会成员文化素质的迅速提高。     

政府权力、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收入差距:中国分配制度的转型特征

中国分配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膨胀促使"市场型"要素分配模式变异为"权力型"要素分配模式,造成人们之间机会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重塑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从解决产生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入手,即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格界定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人们之间机会平等。     

强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论非营利组织（MPO）的社会功能与发展对策

传统理论在界定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时，往往只强调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调节作用，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即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的失灵。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涨”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衰退，说明政府的干预也不是万能的，于是人们求助的目光又转而投向了市场。好像“市场”与“政府”这两股力量涵盖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动力。但现实中有些领域，市场的力量无能为力，政府管理又难以奏效，存在市场与政府双失     

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心态影响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人们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政府必须重视建立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和法律体系。     

分配正义与政府介入:财政、税收管理创新及其他

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分配正义的基本内涵是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和对强者强力意志的约束。本文旨在讨论狭义的分配正义,即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正义,指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中,尽可能保证过程的公正,并追求结果的有限公正。分配不公是市场经济的痼疾,也是政府介入收入分配、维护分配正义的理由。鉴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日益严重,政府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财政、税收和其他措施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以缓解日益凸显的种种社会问题。     

参与式预算的理论与实践

19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地区的左翼政党为了扩大公民权、追求社会公正和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了参与式预算。随着试验的成功，参与式预算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一种参与式民主的形式，参与式预算对于我国政府公共财政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实现社会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资源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过大的收入差别,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调节为主转向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是经济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具体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政府垄断资源以行政配置方式进入市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二是政府限制资源流动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三是政府职能错位造成财政收支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必须建立政府垄断资源公平分配的机制;取消政府对资源流动和市场竞争的不合理限制;按注重公平的原则改革税收和财政预算制度;还必须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

“幸福—收入之谜或悖论”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本文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广东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局及政策调适

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收入差异在所难免，但严重的收入不均则会削弱社会公正，引发社会矛盾，并阻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着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但在人们收入水平总体得到提高的同时，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思考

市场机制分配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前提是人们初始占有要素的状况是平等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不可能的。市场机制承认人们的所有差别，包括遗传素质、选择运气、社会地位、劳动能力、财产数量等。效率的发挥建立在承认差别或者说不平等的基础上，有差别才有运动，才有发展，才有进步。市场会把所有这些差别转化为收入的差别。而且，收入差别一旦产生，市场就会使它逐步放大，且不存在抑制它的力量。因为，如同生理素质可以遗传一样，财产造成的收入差别也可以世代相传。首先，财产可以继承；其次，富人可以花钱培养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谋取高薪职业；最后，     

重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路径与对策

建立与完善国家与市场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制度结构,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改革新阶段,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内需不足等深层次问题,重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就需要完善财产权保护制度,实行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各种形式资产的产权;在约束政府权力、改善对政府自身监管的同时,提升国家提供基础性社会服务的能力,完善市场监管体系;通过重构与完善要素市场的定价和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发挥公民社会对市场制度结构的良性作用。     

社会公正与效率

近期一项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基尼系数约为０．３９，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１９９２年下半年，我国有关部门在全国６省１８市的２万名各阶层人士中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结果表明，有近４５％的人认为，中国实现小康的最大障碍是社会分配不公。在经济生活中，公正与效率是密切相关的两个经济因素，尤其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热点，成为经济伦理关注的焦点。“公正”从一般涵义上讲，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反映了人们对于权利…     

试论效率与公平如何实现辩证统一——面对贫富悬殊的哲学思考

短短20余年春花秋实，中国人奇迹般地挥手作别短缺经济，整体上迈进了小康，国民整体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根据中新社报道，目前中国基尼系数约为0．39，已进入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贫富过分恳殊，两极分化严重，必将损坏社会公正，给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针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出现，我国政府结合分配制度改革实践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要原则。问题的解决需通过标本兼治，建立机会平等的社会公正，改革与收入分配制度相关的政治体制，最大幅度地减少不正常、不合理收入分配现象，彻底破除平均主义观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行为，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辨证统一。起点、终点力求平等，先富、后富同富而不同步。     

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探讨

为实现对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这一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社会公正,加强和促进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应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灵魂和根本指针,并全面坚持利益兼顾、不损害社会利益原则,缩小利益差别、少数利益受到保护原则,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国家(政府)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原则。     

诺齐克的分配公正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分配公正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公正应该是过程的正义,包括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分配公正是对于经济收入或财产获得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评价。目前我国在分配方面同时存在着分配结果不公正和分配过程不公正。     

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衡量分配的“公”与“不公”的标准是人们在起点、过程和分配结果上是否“公正”。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是“平均主义”、“不合理的收入悬殊”和“权力参与分配”，但就其实质来看则是规则不公。把平均主义排挤出分配领域，合理确定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效控制权力参与分配，要通过加快改革、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加以解决，核心问题是要构建一套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在哪里

人们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时,总是喜欢用基尼系数去证明,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市场经济改革已把中国变成世界上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度之一。而问题是,即使相信这个统计数据的准确度,基尼系数所能度量的也只能是“收入差距”的大小,而不完全是“分配不公”。基尼系数真的能全面反映社会公正吗？我一直有疑问。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比现在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